斯托得（John Stott）于七月廿七日安息主怀，终年九十岁。斯托得被誉为「二十世纪福音派教会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他确是圣道的卓越管家，也是忠心宣讲圣经信息的牧者，更令人欣赏是他委身服侍众教会，从不建立本身王国。
笔者年轻时，他的着作《真理的寻索》（Basic Christianity）、《别埋没你的头脑》（Your mind Matters）、《独排众议的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等，滋养我对信仰的认知。八十年念神学时，神学生定期获赠《圣经信息系列》（The Bible Speaks Today），其中数本由斯托得撰写的《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罗马书》等。笔者能近距离接触斯托得，乃于二○○○年「阿姆斯特丹宣讲式布道者大会」，当时有来自香港的陈恩明、何能国与笔者作即时传译；斯托得为大会讲员之一，他于聚会前前来，与各地传译员见面与交流。笔者去年出席南非洛桑会议，获赠斯托得最后一本着作The Radical Disciple （笔者译为《作根基的门徒》）；并今年于某堂会每月选讲其一的门徒质素。斯托得的着作与讲道（前往「万灵堂」网页就可下载聆听），一直深化我的思考。
委身一体教会
斯托得于十七岁清楚悔改得救后，就往住处附近的圣公会万灵堂（All Souls Church）聚会。他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修读法文与神学），廿四岁被教会按立为会吏；当他廿九岁时，受任命为教区长；他定期在教会讲道，直至八十岁。他一生属于一间地方堂会，并在母会忠心事奉；但他绝不是狭窄的堂会主义式牧者。
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圣公会，自由神学流行；斯托得要在圣公宗内持守福音信仰，传讲圣经真道，困难重重。福音派于英国圣公会被视为「学术欠奉」、「理性不足」、「思想狭隘」等，福音信仰牧者受到排斥。据艾得理（David Adeney）分享，斯托得首次于一九六三年来港时，当年中大崇基学院因圣公会主教何明华下了指令，于是斯托得未能于校园领会，只能私底下举行聚会。多年后，圣公会有所改变，斯托得多次来港主领公开聚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伦敦举行「英国福音派会议」（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英国着名牧者锺马田（Dr. Martyn Lloyd-Jones）倡导福音信仰牧者要从自由神学的教会分离出来，斯托得为会议主席，他即场表达相反意见，劝勉牧者要留守在本身宗派，才能带来福音的更新与复兴。斯托得成功使福音派教牧在本身宗派内服侍；陈衍昌牧师称他为「开明与福音的结合」（二○○四年），而「福音派圣公会」的承传，功劳自然离不开斯托得。
斯托得于牧会期间，同样面对灵恩运动的挑战。一九六二年，他的助理牧师哈柏 （Michael Harper）于个人读经后有「灵恩式经历」，斯托得不认同有关经验，但他容许哈柏继续在堂会服侍（哈柏于一九六四年离开「诸靈堂」，成立了Fountain Trust）。因着要面对来自各方的灵恩挑战，他写了《当代圣灵工作》（英文原着，一九六四年出版）。斯托得后期对灵恩运动表达友善与宽容，然而其基本立场不变。
他于Evangelical Truth 申明：「福音派未能一致同意有哪些属灵恩赐现今可供运用，或若干恩赐较其它重要；但我们有可能同意（一）恩赐的本质是非常多样化；（二）恩赐的目的是达成共同美善，就是建立有质量的教会；（三）恩赐的标准是以它能造就教会的程度来作衡量。」（123页）这是教会领袖要有的气量，纵使个人对某些恩赐的运用，在见解上各有不同，但这不应成为教会合一的拦阻。
斯托得一生热爱教会，他认识的圣公会不是完美的，什至在神学思想与制度权力是与个人信念有冲突的；他看有形的教会必然是麦子与稗子共存，然而不是视之为理所当然，乃竭力建造成熟而有深度的教会。华人教会领袖需要有「我们共信一体圣而公之教会」的道统，不是实用性的事工主义。在追求教会增长的浪潮中，斯托得见证是不为了所谓数目式增长，而去掉了整全的教会观。这为何陈喜谦的「只有事工、没有教会」一语中的，说明了当今福音派教会的乱象。我们需要更多如斯托得一样的「教会人」（churchman），一生热爱与服侍教会。（待续）
（此篇文章分两期刊登，将刊于《使命与领导》第十七期。）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