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得（John Stott）於七月廿七日安息主懷，終年九十歲。斯托得被譽為「二十世紀福音派教會最有影響力的領袖之一」。他確是聖道的卓越管家，也是忠心宣講聖經信息的牧者，更令人欣賞是他委身服侍眾教會，從不建立本身王國。
筆者年輕時，他的著作《真理的尋索》（Basic Christianity）、《別埋沒你的頭腦》（Your mind Matters）、《獨排眾議的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等，滋養我對信仰的認知。八十年唸神學時，神學生定期獲贈《聖經信息系列》（The Bible Speaks Today），其中數本由斯托得撰寫的《以弗所書》、《使徒行傳》、《羅馬書》等。筆者能近距離接觸斯托得，乃於二○○○年「阿姆斯特丹宣講式佈道者大會」，當時有來自香港的陳恩明、何能國與筆者作即時傳譯；斯托得為大會講員之一，他於聚會前前來，與各地傳譯員見面與交流。筆者去年出席南非洛桑會議，獲贈斯托得最後一本著作The Radical Disciple （筆者譯為《作根基的門徒》）；並今年於某堂會每月選講其一的門徒質素。斯托得的著作與講道（前往「萬靈堂」網頁就可下載聆聽），一直深化我的思考。
委身一體教會
斯托得於十七歲清楚悔改得救後，就往住處附近的聖公會萬靈堂（All Souls Church）聚會。他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畢業後（修讀法文與神學），廿四歲被教會按立為會吏；當他廿九歲時，受任命為教區長；他定期在教會講道，直至八十歲。他一生屬於一間地方堂會，並在母會忠心事奉；但他絕不是狹窄的堂會主義式牧者。
五十與六十年代的聖公會，自由神學流行；斯托得要在聖公宗內持守福音信仰，傳講聖經真道，困難重重。福音派於英國聖公會被視為「學術欠奉」、「理性不足」、「思想狹隘」等，福音信仰牧者受到排斥。據艾得理（David Adeney）分享，斯托得首次於一九六三年來港時，當年中大崇基學院因聖公會主教何明華下了指令，於是斯托得未能於校園領會，只能私底下舉行聚會。多年後，聖公會有所改變，斯托得多次來港主領公開聚會。
一九六六年十月倫敦舉行「英國福音派會議」（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英國著名牧者鍾馬田（Dr. Martyn Lloyd-Jones）倡導福音信仰牧者要從自由神學的教會分離出來，斯托得為會議主席，他即場表達相反意見，勸勉牧者要留守在本身宗派，才能帶來福音的更新與復興。斯托得成功使福音派教牧在本身宗派內服侍；陳衍昌牧師稱他為「開明與福音的結合」（二○○四年），而「福音派聖公會」的承傳，功勞自然離不開斯托得。
斯托得於牧會期間，同樣面對靈恩運動的挑戰。一九六二年，他的助理牧師哈柏 （Michael Harper）於個人讀經後有「靈恩式經歷」，斯托得不認同有關經驗，但他容許哈柏繼續在堂會服侍（哈柏於一九六四年離開「諸靈堂」，成立了Fountain Trust）。因著要面對來自各方的靈恩挑戰，他寫了《當代聖靈工作》（英文原著，一九六四年出版）。斯托得後期對靈恩運動表達友善與寬容，然而其基本立場不變。
他於Evangelical Truth 申明：「福音派未能一致同意有哪些屬靈恩賜現今可供運用，或若干恩賜較其它重要；但我們有可能同意（一）恩賜的本質是非常多樣化；（二）恩賜的目的是達成共同美善，就是建立有質量的教會；（三）恩賜的標準是以它能造就教會的程度來作衡量。」（123頁）這是教會領袖要有的氣量，縱使個人對某些恩賜的運用，在見解上各有不同，但這不應成為教會合一的攔阻。
斯托得一生熱愛教會，他認識的聖公會不是完美的，甚至在神學思想與制度權力是與個人信念有衝突的；他看有形的教會必然是麥子與稗子共存，然而不是視之為理所當然，乃竭力建造成熟而有深度的教會。華人教會領袖需要有「我們共信一體聖而公之教會」的道統，不是實用性的事工主義。在追求教會增長的浪潮中，斯托得見証是不為了所謂數目式增長，而去掉了整全的教會觀。這為何陳喜謙的「只有事工、沒有教會」一語中的，說明了當今福音派教會的亂象。我們需要更多如斯托得一樣的「教會人」（churchman），一生熱愛與服侍教會。（待續）
（此篇文章分兩期刊登，將刊於《使命與領導》第十七期。）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