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团牧
八十后反高铁苦行是历史性的。苦行在反高铁运动中诞生，是一个非常本土而创新的宗教抗争活动形式。有关的基本事实，已经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找到相关条目（「反高铁苦行」）。反高铁苦行受媒体重视、受市民重视、受政府高层重视，也引起外国关注。作为本土的宗教活动，反高铁苦行的设计、实践与引起的参与度、灵性反思及情感动员，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进行跨宗教、跨学科的研究。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一方面这一个模式是如此美丽而富生命力，另一方面宗教学者却是如此「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什至将反高铁苦行的宗教性及社会性对立起来，漠视苦行的工具性及社会运动的灵性。
没有参与没发言权？
也许部份原因是龚教授只从某些文字及部份影像认识苦行，未有参与任何一次的苦行或与不同的苦行参与者见面（龚文的注解大部份都是文献回顾，十六条注只有一篇行为艺术家欧阳东的自述）。（编按：龚立人的文章见第一二四三期每周专论版。只供订户，须先登入。【订阅论坛】）正如媒体比较关注反高铁时期的「第一代」苦行形式。苦行在去年五月的另一个形式，已因应形势变化成循鼓声在蒙眼（象征港人被蒙骗）中缓行廿二步（象征廿二年）、屈身、以粉笔在地上写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我作为八十后的参与者及部份八十后信徒的牧者，常常与他们一起，有机会了解反高铁苦行的设计。苦行的目的从来是要引起媒体关注。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绕行立法会的青年不足十人，后来大会口号是「千人包围立法会」及「万人迫爆立法会」。我们无需掩饰这个「工具化」的社会运动目的，动员更多人关注，以人民的声音迫令僭权者进行实质的对话什至放下公权力，是人民对抗滥权的政府的必要武器，从来都是社会运动的首要目标。值得研究的，是（工具性的）反高铁苦行的感召力（灵性）从何而来。
还原主义之害
然而作为宗教学者，龚文更大的问题是其宗教研究在褒扬苦行的同时，贬抑社会运动。作为反高铁苦行的参与者，我见证上百位参与者在这个工具化的新抗争模式中，得到不单是灵性的力量，更是难得的跨宗教跨学科的本土经验。我们办了两次沙龙活动，分别与佛教艺术家及文化研究学者等等对谈（其中一次探讨苦行的灵性的聚会录影见http://www.youtube.com/watch?v=SN4_qN_EyCU&feature=related），仍发现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顺手拈来，苦行可以作为研究案例的可以是媒体研究（例如参与苦行的记者是否有违中立的专业性）、社会学（苦行带出的问题vs苦行的问题化）、社会运动（社会动员效果比较）、人类学（本土宗教如何形成）、艺术（苦行美吗？）、基督教实践神学（苦修主义、礼仪学的本土意义）、佛教神学（灵修形式与佛教概念的关系）、宗教学（香港的神圣空间）、文化研究（异质空间与本土抗争）、地理学（苦行在菜园村对比苦行在立法会的权力空间）、教育学（体验学习中的宗教教育）等等。
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龚文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还原主义」。即是将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成为简单的概念，什至是概念对立，反而看不见已发生了的人和事的具体细节。例如龚文要求要我们小心的「苦行会沦为工具」，这个句式的对立是「宗教」vs「社会运动」、「灵性」vs「工具」，而且是褒扬宗教、贬抑社会运动。当中反映的是概念与判断，而不对参与者的聆听与体验观照。实在是认真的学术研究不能苟同的。「工具」又如何？目的是什么？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参与反高铁苦行是特别为了锻炼灵性。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人关注灵性的人感受不到反高铁苦行的灵性感召。而历史上的苦行，亦从来都是工具，「工具化」成为问题本身反而值得质疑。我们会对一支铅笔、一张信纸被工具化而忧心吗？从灵性的角度，苦行从来是人成圣的「工具」；对于社会运动，苦行本来就是为了动员，为何宗教学者忽然要求苦行生产灵性？相反，为何尚未有人要求政府强推「替补机制」时要有灵性意义？尤其推行的人是基督徒高官？
退一步说，就算是说基督教的苦行传统本身，以苦行来提升灵性的「苦修主义」，面对主要的批判正是苦行的工具性效果不彰！苦修主义的主要对手是肉体的情欲，在圣保罗及初期教会经验来说苦行（以致规条）对克服肉体的情欲没有工具性效果！「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西二23）
基督教作为抵抗
相反基督教向来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的事件、建筑物、图画、雕像、手势动作、礼仪等等，去解读出各种表征背后的神圣意义。一般而言，愈接近大公传统教会愈多宗教符号，愈是基层大众的教会则需要更多的语言指引教导去解说信仰内容。例如非常礼仪化的东正教会的崇拜就只有五分钟讲道，其他的都是「念口黄」，然而参与者就在这些重覆的礼仪经历灵性的提升。以基督教的角度，我看社会运动本身都有灵性成份。借用一句佛教说法：心中有佛，处处是佛。作为关注公民社会、教授公共神学的学者，为何不是从社会运动中找到灵性，反而将社会运动与灵性对立起来？
如此将社会现象二元对立，可能是最大的「工具化」。游行示威不单是社会人士提出诉求的手段，在游行示威的活动中，参与者也在当中定义自己、理解自己，从中得着继续抵抗的力量。正如神学家特雷西（或译徐思，David Tracy）的《诠释学、宗教、希望》（Purality and Ambiguity）一书指出，宗教就是抵抗，同时人在抵抗运动之中也有其宗教性。苦行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展示出参加者如何在艺术化、宗教化的游行示威的活动中经验神圣性。宗教学者岂会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列斐伏尔）更看不出（overlook）当中的灵性意涵？
苦行时机再现
反高铁苦行的学术分析尚待跨学科多角度深入研究。然而对苦行「沦为工具化」的「忧虑」，却可能在政治上立时发生负面作用。当前香港民怨沸腾，替补机制进一步压制市民的政治权利，比去年的政制方案更逼人，社会正蕴酿新一次大型运动。龚文未必有意，但其文章反映的意图（implied author）却似有意预先削弱八十后苦行的灵性力量。
对苦行仍有兴趣作学术研究的朋友，八十后运动的宗教性及灵性充盈，实在是难得的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机会。你也许错过了反高铁，宗教研究却不应自绝于实践的场景（公共神学尤然），第三空间的教会也不应止于教堂或图书馆。各位，街头见！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