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團牧
八十後反高鐵苦行是歷史性的。苦行在反高鐵運動中誕生，是一個非常本土而創新的宗教抗爭活動形式。有關的基本事實，已經可以在維基百科上找到相關條目（「反高鐵苦行」）。反高鐵苦行受媒體重視、受市民重視、受政府高層重視，也引起外國關注。作為本土的宗教活動，反高鐵苦行的設計、實踐與引起的參與度、靈性反思及情感動員，實在是一個非常值得進行跨宗教、跨學科的研究。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一方面這一個模式是如此美麗而富生命力，另一方面宗教學者卻是如此「還原主義」（reductionism），甚至將反高鐵苦行的宗教性及社會性對立起來，漠視苦行的工具性及社會運動的靈性。
沒有參與沒發言權？
也許部份原因是龔教授只從某些文字及部份影像認識苦行，未有參與任何一次的苦行或與不同的苦行參與者見面（龔文的注解大部份都是文獻回顧，十六條注只有一篇行為藝術家歐陽東的自述）。（編按：龔立人的文章見第一二四三期每週專論版。只供訂戶，須先登入。【訂閱論壇】）正如媒體比較關注反高鐵時期的「第一代」苦行形式。苦行在去年五月的另一個形式，已因應形勢變化成循鼓聲在蒙眼（象徵港人被矇騙）中緩行廿二步（象徵廿二年）、屈身、以粉筆在地上寫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我作為八十後的參與者及部份八十後信徒的牧者，常常與他們一起，有機會了解反高鐵苦行的設計。苦行的目的從來是要引起媒體關注。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繞行立法會的青年不足十人，後來大會口號是「千人包圍立法會」及「萬人迫爆立法會」。我們無需掩飾這個「工具化」的社會運動目的，動員更多人關注，以人民的聲音迫令僭權者進行實質的對話甚至放下公權力，是人民對抗濫權的政府的必要武器，從來都是社會運動的首要目標。值得研究的，是（工具性的）反高鐵苦行的感召力（靈性）從何而來。
還原主義之害
然而作為宗教學者，龔文更大的問題是其宗教研究在褒揚苦行的同時，貶抑社會運動。作為反高鐵苦行的參與者，我見證上百位參與者在這個工具化的新抗爭模式中，得到不單是靈性的力量，更是難得的跨宗教跨學科的本土經驗。我們辦了兩次沙龍活動，分別與佛教藝術家及文化研究學者等等對談（其中一次探討苦行的靈性的聚會錄影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SN4_qN_EyCU&feature=related），仍發現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順手拈來，苦行可以作為研究案例的可以是媒體研究（例如參與苦行的記者是否有違中立的專業性）、社會學（苦行帶出的問題vs苦行的問題化）、社會運動（社會動員效果比較）、人類學（本土宗教如何形成）、藝術（苦行美嗎？）、基督教實踐神學（苦修主義、禮儀學的本土意義）、佛教神學（靈修形式與佛教概念的關係）、宗教學（香港的神聖空間）、文化研究（異質空間與本土抗爭）、地理學（苦行在菜園村對比苦行在立法會的權力空間）、教育學（體驗學習中的宗教教育）等等。
從「人文－社會科學」角度，龔文最大的問題可能是「還原主義」。即是將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還原成為簡單的概念，甚至是概念對立，反而看不見已發生了的人和事的具體細節。例如龔文要求要我們小心的「苦行會淪為工具」，這個句式的對立是「宗教」vs「社會運動」、「靈性」vs「工具」，而且是褒揚宗教、貶抑社會運動。當中反映的是概念與判斷，而不對參與者的聆聽與體驗觀照。實在是認真的學術研究不能苟同的。「工具」又如何？目的是甚麼？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參與反高鐵苦行是特別為了鍛鍊靈性。我也相信沒有一個人關注靈性的人感受不到反高鐵苦行的靈性感召。而歷史上的苦行，亦從來都是工具，「工具化」成為問題本身反而值得質疑。我們會對一支鉛筆、一張信紙被工具化而憂心嗎？從靈性的角度，苦行從來是人成聖的「工具」；對於社會運動，苦行本來就是為了動員，為何宗教學者忽然要求苦行生產靈性？相反，為何尚未有人要求政府強推「替補機制」時要有靈性意義？尤其推行的人是基督徒高官？
退一步說，就算是說基督教的苦行傳統本身，以苦行來提升靈性的「苦修主義」，面對主要的批判正是苦行的工具性效果不彰！苦修主義的主要對手是肉體的情慾，在聖保羅及初期教會經驗來說苦行（以致規條）對克服肉體的情慾沒有工具性效果！「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西二23）
基督教作為抵抗
相反基督教向來關注的，是如何在現實世界的事件、建築物、圖畫、雕像、手勢動作、禮儀等等，去解讀出各種表徵背後的神聖意義。一般而言，愈接近大公傳統教會愈多宗教符號，愈是基層大眾的教會則需要更多的語言指引教導去解說信仰內容。例如非常禮儀化的東正教會的崇拜就只有五分鐘講道，其他的都是「唸口黃」，然而參與者就在這些重覆的禮儀經歷靈性的提升。以基督教的角度，我看社會運動本身都有靈性成份。借用一句佛教說法：心中有佛，處處是佛。作為關注公民社會、教授公共神學的學者，為何不是從社會運動中找到靈性，反而將社會運動與靈性對立起來？
如此將社會現象二元對立，可能是最大的「工具化」。遊行示威不單是社會人士提出訴求的手段，在遊行示威的活動中，參與者也在當中定義自己、理解自己，從中得著繼續抵抗的力量。正如神學家特雷西（或譯徐思，David Tracy）的《詮釋學、宗教、希望》（Purality and Ambiguity）一書指出，宗教就是抵抗，同時人在抵抗運動之中也有其宗教性。苦行就是一個最鮮活的例子，展示出參加者如何在藝術化、宗教化的遊行示威的活動中經驗神聖性。宗教學者豈會比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例如列斐伏爾）更看不出（overlook）當中的靈性意涵？
苦行時機再現
反高鐵苦行的學術分析尚待跨學科多角度深入研究。然而對苦行「淪為工具化」的「憂慮」，卻可能在政治上立時發生負面作用。當前香港民怨沸騰，替補機制進一步壓制市民的政治權利，比去年的政制方案更逼人，社會正蘊釀新一次大型運動。龔文未必有意，但其文章反映的意圖（implied author）卻似有意預先削弱八十後苦行的靈性力量。
對苦行仍有興趣作學術研究的朋友，八十後運動的宗教性及靈性充盈，實在是難得的參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機會。你也許錯過了反高鐵，宗教研究卻不應自絕於實踐的場景（公共神學尤然），第三空間的教會也不應止於教堂或圖書館。各位，街頭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