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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教育局就小一至中六级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进行谘询，引起各界关注和激烈讨论。
教会是香港的重要办学团体之一，从办学团体角度和信仰角度看国民教育，会否看见不一样的面貌？今期本报访问了一位信徒、一位学者、一位教育工作者，以下为部分内容：
任砚聪在一个关心时事的家庭中成长，政治国事常是家中谈论的话题，因此他也爱读唐诗，并培养出一颗中国心，而现时他的主要工作亦与国内扶贫的慈善工作有关，「我第一次受国民教育便是六四，那年我念中四。」
近期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令他扎心──赵连海、艾未未、刘晓波等，都是他记挂的名字，而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何光沪在四月撰写的一封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呼吁信，便更叫他大感共鸣。在信中，何光沪提及黑心奶粉、豆腐渣工程，以至北京守望教会受逼迫等事情，并指为正义发声的人却受到逼害，直指「当今的社会，在道德上已经患上了癌症，人性扭曲，贪腐盛行，损人利己，触目惊心！有识之士无不清楚，病症的根源，乃是现行的体制。」为让信徒多就国事思考、关心及代祷，任砚聪在一次教会崇拜的领诗环节中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安排，邀请了数位弟兄姊妹，把何光沪这封千多字的信件内容轮流的诵读出来，并配合相关的投映片及诗歌，让会众了解目前国内的情况。「教会虽是让人安息的地方，但信仰确实又与生活分不开的，也充满张力，因此我也希望把这些张力带到教会，让信徒思考。」
政治往往是教会的禁忌，他说在预备这崇拜时，也曾为这事祷告，且亦事先告知牧师，结果得到了牧师的认同，令他感到同感一灵。
与教会不同，政治时事则是学校常用的讨论教材。现时社会舆论对在中小学设立必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有不同的看法，有全面支持以配合国家价值，亦有认为应将国民教育置入公民教育中，更有认为任何形式的国民教育都不应作。香港教育学院管治及公民研究中心副总监梁恩荣指出，这反映不同的阵营各自都有多元的看法，需要寻求一个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就是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教育。「这是需要时间去对话、讨论。如果将一些具争议性的东西，用霸王硬上弓去作， 只会是坏事。」
不过梁恩荣表示，香港的学校「很多时将争议性的变成非争议」。他认为国民教育要在学校有效推行，施教者的教育法什是重要，也就是以「standing ambiguity」的态度施教。「有很多事物的探讨是未解决（settled）的，不是黑白分明，而是逐步展开（evolving）、 多元的。在这方面，亦正是国民教育科谘询文件败北的地方！」他认为，国民教育不应只教授事实性（factual） 的内容，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议题，如六四事件亦要触及。
至于曾任校长十多年的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学务总监许俊炎，对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并不感到意外或突然，因为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份，政府期望培养下一代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是很自然的事。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收紧」：「我曾到美国看一场NBA球赛，赛前观众沸沸攘攘，但当会场奏起国歌时，大家便都肃立。换了在香港，这有点不可思议，但我想这就是国民教育的成果。」
他指国民教育本身无可争议，很多国家都推行，问题是香港政府要如何实施：会否变成洗脑？敏感议题可否讲？许俊炎认为，政府官员宣传政策时当然以正面价值观、正面立场为主，但其实在文件中并无对教授敏感议题作出限制，而官员在谘询期间也表示授课内容「由教师自行决定」，因此他认为课程其实有空间。
至于什么是国民教育，梁恩荣则认为国民教育就是公民教育，是要培育「批判性的爱国者」。所谓批判性的爱国者就是：一、要对国家要有承担及有情，愿意为国家作出贡献，同时亦要有批判思考，明白贡献不只是歌功颂德，而是「爱之深，责之切」，什至可能为国家进步作多一点批评；二、要有全球性视野（global perspective），就是关怀点是在国家之 上，要关心全人类的福祉，懂得从国家看世界，并且从世界看国家。
那么，当「普世价值」与「国情」发生冲突时，应怎么办？ ……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1.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