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爱一个人固然可以伤心又伤身，但以错误的方法爱国，后果就不只变毒男剩女这么简单。本文会先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谘询稿进行分析，然后再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如何能避免错爱的悲剧发生。
以中国人身份取代港人身份
谘询中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有个人、家庭、社群、国家以及世界五个範畴。此框架尚算合理，但细看就会发现其实整个课程的重心是在于国家，有关国家的学习目标，光是页数就已经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範畴。课程在有意无意间淡化香港的本土意识，有同化新生代，以「中国人」身份取代「香港人」身份之嫌。例如国家範畴的学习目标非常具体精细，虽然只有正面形象的刻划，但人文、历史、地理、艺术、制度、时事等包罗万有，学习内容举既仔细又实在。这与社群或世界範畴的落差极大。学校、工作间以至香港整体社会都属于社群範畴，学习目标的架构明显散乱得多。在这範畴的十二个学习目标之中，有关香港社会层面的只有五个（课程内有关中国的学习目标有二十个）。没有一个学习目标是有关香港自身的历史、地理、文化、成就，更遑论谈及中港两地价值之不同及其可贵之处。课程要求学生对国家有归属感，对其他中国人有关爱之情，在灌输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时力度什大。但有关香港的学习目标，除了要求学生尊重区旗之类的符号之外，看不到在认同感或归属感上有什么培养。
学校不刻意培养对香港的情感本身未必是一个问题，但同时厚此薄彼地灌输对整体中国的热爱，就似是刻意要淡化「香港人」的身份意识。这种做法令笔者不期然地想起早阵子广州电视台有关粤语广播的争议，两者背后的逻辑实有相通之处，都是透过淡化本土区域文化以打造「标准」中国人。
跛脚的公民教育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是公民教育与国民教育合并而成。但课程内有关公民权利、要求理性讨论等学习目标只应用于香港的处境，在国家範畴内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完全缺席。课程谘询文件什至明言「人民是国家的重要资产」（页12），这种一面高举国家权力，一面淡化公民权利的国家主义趋势实在令人忧心。课程只讨论国家如何伟大，不断强调国民要对国家有承担有付出，但完全不提国家应对国民尽什么责任，如何限制国家的权力，如何监察政府，面对不公义的法律时，应如何作出抗争。法治精神并不限于守法。若有恶法，人民必需据理力争，如马丁路德金当年力争推翻歧视非裔美国人的恶法就是一例。
更大的问题是，国家、人民、民族、历史文化、政府、执政党等等，根本是不同的概念，一个人绝对可以只爱中国文化而不爱中国的执政党。课程内不单没有讨论这些概念的差异，在设计上更将这些元素视为一体。在这种缺乏反思空间的情况下，历史文化等变成培养正面情感的工具，而这种情感在不知不觉间便会自动转帐到政府或政党去。
从心理学角度看爱国教育
国民教育的本质并不一定是坏。笔者原则上不反对爱国情怀。在政治心理学中，有不少学者尝试将爱国主义用各种方法作出分类，笔者认为其中一种分类与现时的辩论相关。学者Ervin Staub将爱国主义分为盲目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以及具建设性的爱国主义（Constructive patriotism）。前者认为自己国家必然是对，喜欢看有关国家的正面资讯多于负面资讯，重视具象征意义的爱国活动（如升旗礼）多于工具性的行为（Instrumental behavior，如对政体的改良）。后者同样对国家有亲近与归属感，但会批评现状以期改善，不会偏看国家的正面资讯，并且认为工具性的行为比具象征意义的爱国活动更重要。现时的课程对中国国情只报喜不报忧，这样很有机会令学生形成只喜欢看有关中国正面资讯的习惯，难以建立对国事的批判意识与能力。
Staub认为，要培养具建设性的爱国主义，个体需要有足够的自觉、有独立的价值系统、对国家有足够的认识，亦要意识到群体内人的互动可以有多大的破坏力。对于最后一点，其实社会心理学已有不少相关的实证研究，经典例子如Milgram有关权力服从的研究，他的实验证明，即使平常人亦会因为权威的影响而对他人执行不人道的惩罚。另一经典为Asch有关从众性的研究，他的实验要求参加者判别线段长度，即使答案是一目了然，人亦会受小组内主流错误意见的影响而答错。课程里其中一个学习目标是教导学生如何面对朋辈压力。
其实，学生更加需要学习如何抵挡权威（如国家官员）和错误的主流意见的影响，保持自己的独立与批判思考。择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然，国民教育可以培养出一批像二战时德国的纳粹份子，为国家忠贞地抛头颅灑热血侵略他国，亦尽忠职守地将一个个犹太人送进毒气室。
延伸阅读
Asch, S. E. (1955).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s. Scientific American, 193(5), 31-35.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71-378.
Schatz, R. T., Staub, E., & Lavine, H. (1999).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20, 151-174.
Staub, E. (1997).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Moving from embeddedness in the group to critical loyalty and action. In D. Bar-Tal & E. Staub (Eds.), Patriotism i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pp. 213-228). Chicago: Nelson-H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