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愛一個人固然可以傷心又傷身，但以錯誤的方法愛國，後果就不只變毒男剩女這麼簡單。本文會先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諮詢稿進行分析，然後再嘗試從心理學的角度，提出如何能避免錯愛的悲劇發生。
以中國人身份取代港人身份
諮詢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以及世界五個範疇。此框架尚算合理，但細看就會發現其實整個課程的重心是在於國家，有關國家的學習目標，光是頁數就已經遠多於其他任何一個範疇。課程在有意無意間淡化香港的本土意識，有同化新生代，以「中國人」身份取代「香港人」身份之嫌。例如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非常具體精細，雖然只有正面形象的刻劃，但人文、歷史、地理、藝術、制度、時事等包羅萬有，學習內容舉既仔細又實在。這與社群或世界範疇的落差極大。學校、工作間以至香港整體社會都屬於社群範疇，學習目標的架構明顯散亂得多。在這範疇的十二個學習目標之中，有關香港社會層面的只有五個（課程內有關中國的學習目標有二十個）。沒有一個學習目標是有關香港自身的歷史、地理、文化、成就，更遑論談及中港兩地價值之不同及其可貴之處。課程要求學生對國家有歸屬感，對其他中國人有關愛之情，在灌輸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與自豪感時力度甚大。但有關香港的學習目標，除了要求學生尊重區旗之類的符號之外，看不到在認同感或歸屬感上有甚麼培養。
學校不刻意培養對香港的情感本身未必是一個問題，但同時厚此薄彼地灌輸對整體中國的熱愛，就似是刻意要淡化「香港人」的身份意識。這種做法令筆者不期然地想起早陣子廣州電視台有關粵語廣播的爭議，兩者背後的邏輯實有相通之處，都是透過淡化本土區域文化以打造「標準」中國人。
跛腳的公民教育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公民教育與國民教育合併而成。但課程內有關公民權利、要求理性討論等學習目標只應用於香港的處境，在國家範疇內有關公民教育的內容完全缺席。課程諮詢文件甚至明言「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資產」（頁12），這種一面高舉國家權力，一面淡化公民權利的國家主義趨勢實在令人憂心。課程只討論國家如何偉大，不斷強調國民要對國家有承擔有付出，但完全不提國家應對國民盡甚麼責任，如何限制國家的權力，如何監察政府，面對不公義的法律時，應如何作出抗爭。法治精神並不限於守法。若有惡法，人民必需據理力爭，如馬丁路德金當年力爭推翻歧視非裔美國人的惡法就是一例。
更大的問題是，國家、人民、民族、歷史文化、政府、執政黨等等，根本是不同的概念，一個人絕對可以只愛中國文化而不愛中國的執政黨。課程內不單沒有討論這些概念的差異，在設計上更將這些元素視為一體。在這種缺乏反思空間的情況下，歷史文化等變成培養正面情感的工具，而這種情感在不知不覺間便會自動轉帳到政府或政黨去。
從心理學角度看愛國教育
國民教育的本質並不一定是壞。筆者原則上不反對愛國情懷。在政治心理學中，有不少學者嘗試將愛國主義用各種方法作出分類，筆者認為其中一種分類與現時的辯論相關。學者Ervin Staub將愛國主義分為盲目愛國主義（Blind patriotism）以及具建設性的愛國主義（Constructive patriotism）。前者認為自己國家必然是對，喜歡看有關國家的正面資訊多於負面資訊，重視具象徵意義的愛國活動（如升旗禮）多於工具性的行為（Instrumental behavior，如對政體的改良）。後者同樣對國家有親近與歸屬感，但會批評現狀以期改善，不會偏看國家的正面資訊，並且認為工具性的行為比具象徵意義的愛國活動更重要。現時的課程對中國國情只報喜不報憂，這樣很有機會令學生形成只喜歡看有關中國正面資訊的習慣，難以建立對國事的批判意識與能力。
Staub認為，要培養具建設性的愛國主義，個體需要有足夠的自覺、有獨立的價值系統、對國家有足夠的認識，亦要意識到群體內人的互動可以有多大的破壞力。對於最後一點，其實社會心理學已有不少相關的實證研究，經典例子如Milgram有關權力服從的研究，他的實驗證明，即使平常人亦會因為權威的影響而對他人執行不人道的懲罰。另一經典為Asch有關從眾性的研究，他的實驗要求參加者判別線段長度，即使答案是一目了然，人亦會受小組內主流錯誤意見的影響而答錯。課程裡其中一個學習目標是教導學生如何面對朋輩壓力。
其實，學生更加需要學習如何抵擋權威（如國家官員）和錯誤的主流意見的影響，保持自己的獨立與批判思考。擇善固執，雖千萬人吾往矣。不然，國民教育可以培養出一批像二戰時德國的納粹份子，為國家忠貞地拋頭顱灑熱血侵略他國，亦盡忠職守地將一個個猶太人送進毒氣室。
延伸閱讀
Asch, S. E. (1955).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s. Scientific American, 193(5), 31-35.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71-378.
Schatz, R. T., Staub, E., & Lavine, H. (1999).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20, 151-174.
Staub, E. (1997).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Moving from embeddedness in the group to critical loyalty and action. In D. Bar-Tal & E. Staub (Eds.), Patriotism i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pp. 213-228). Chicago: Nelson-H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