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一个算是享有宗教自由的地方的传道人，我并不配谈为信仰受苦冒险的殉道意识。但基督教曾经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信仰，保罗描述他自己是「天天冒死」的。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享有「没有危机」的优惠？一方面，我们身处的社会进步了，尊重人的信仰自决。另一方面，我们已认为避免做带有危险性的行动是一种对信仰负责任的践行。在封闭地区，例如伊斯兰地区，信徒仍然是天天冒着危险的。
为什么最初的教会群体被社会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聚会颠覆了一个巩固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就是打破了阶级间的隔离，自主的与为奴的、男的与女的，都被视为具有同等的地位。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罗马勇士。多一个基督徒，维持社会阶级的帝国意识形态便少一个支持者。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日子，那些不听政府命令，继续坚持白人和黑人一同聚会的教会，便受到政府的打压。政权压迫教会，如果不是因为教会作了恶，而是因为政权邪恶、滥权，那么教会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南非教会为了福音，而抗拒政府，也有教会要顺服掌权者，以神学支持政府，或沉默地执行政府政策。
香港教会没有受到压迫，是因为特区尊重宗教自由，还是也因为教会的信息已被驯化了，不再关注什至起来挑战社会里的不义，教会不再要求政权要赏善罚恶，不再提醒政府他只是神的仆役，不能胡作非为？昔日的罗马皇帝滥杀平民，罗马主教下令逐皇帝出教会。这不是宗教干涉政治，而是教会的政治道德勇气，不屈服于政权，在她的能力内尽量作出影响。
一个考虑自己安危为重的群体，可能已失去了原初教会的冒死精神。对，我们干吗为小事而增加危险？只是，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是小事，什么是教会被召的使命。地方堂会的专业主义，把社关、慈惠、扶贫，都外判给基督教机构，自己专心「宗教」事务。把重要的使命，从自身割绝，然后不理这些机构的死活，说「他们自有支持他们的堂会养活他们」。结果，当地方堂会没有了建设另类社群的雄心，没有挑战自己过另类生活的远象，占香港教会最大多数的中小型堂会，便把自己塑造成一些对社会现况没有威胁、自己又安安全全的小团体。今天，我们是否希望出现这些情况：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经济有「用」的人？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成功」人士？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追捧贵族学校的家长？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精明消费者？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沉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