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一個算是享有宗教自由的地方的傳道人，我並不配談為信仰受苦冒險的殉道意識。但基督教曾經是一個充滿危機的信仰，保羅描述他自己是「天天冒死」的。
為甚麼今天的教會享有「沒有危機」的優惠？一方面，我們身處的社會進步了，尊重人的信仰自決。另一方面，我們已認為避免做帶有危險性的行動是一種對信仰負責任的踐行。在封閉地區，例如伊斯蘭地區，信徒仍然是天天冒著危險的。
為甚麼最初的教會群體被社會認為是危險的？因為他們的聚會顛覆了一個鞏固社會穩定的價值觀，就是打破了階級間的隔離，自主的與為奴的、男的與女的，都被視為具有同等的地位。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羅馬勇士。多一個基督徒，維持社會階級的帝國意識形態便少一個支持者。在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日子，那些不聽政府命令，繼續堅持白人和黑人一同聚會的教會，便受到政府的打壓。政權壓迫教會，如果不是因為教會作了惡，而是因為政權邪惡、濫權，那麼教會不要怕。「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南非教會為了福音，而抗拒政府，也有教會要順服掌權者，以神學支持政府，或沉默地執行政府政策。
香港教會沒有受到壓迫，是因為特區尊重宗教自由，還是也因為教會的信息已被馴化了，不再關注甚至起來挑戰社會裡的不義，教會不再要求政權要賞善罰惡，不再提醒政府他只是神的僕役，不能胡作非為？昔日的羅馬皇帝濫殺平民，羅馬主教下令逐皇帝出教會。這不是宗教干涉政治，而是教會的政治道德勇氣，不屈服於政權，在她的能力內盡量作出影響。
一個考慮自己安危為重的群體，可能已失去了原初教會的冒死精神。對，我們幹嗎為小事而增加危險？只是，我們必須先弄清甚麼是小事，甚麼是教會被召的使命。地方堂會的專業主義，把社關、慈惠、扶貧，都外判給基督教機構，自己專心「宗教」事務。把重要的使命，從自身割絕，然後不理這些機構的死活，說「他們自有支持他們的堂會養活他們」。結果，當地方堂會沒有了建設另類社群的雄心，沒有挑戰自己過另類生活的遠象，佔香港教會最大多數的中小型堂會，便把自己塑造成一些對社會現況沒有威脅、自己又安安全全的小團體。今天，我們是否希望出現這些情況：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經濟有「用」的人？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成功」人士？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追捧貴族學校的家長？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精明消費者？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沉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