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电邮：[email protected]
看《明报》许畯森〈给唐司长的信〉（2011年5月31日），形容现在的香港，就如一盘玩了五十年的大富翁游戏，所有产权产业已经落入某几个大玩家（或者可以说是几个「地产霸权」）手中；初出茅芦的年轻人，从踏上游戏盘的一刹那，每一步都要向那些大玩家缴交过路费；许先生认为，年青玩家什至已经不再奢望能于游戏中发达，反而只想找到一格还未有地产霸权控制的地方，稍微喘息一下，并好好寻找自己的梦想。
这一封信，明显地回应了唐司长有关「香港没有地产霸权」的言论；唐司长认为年轻人在投诉李嘉诚以先，「应先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下一位李嘉诚？」。的确，李嘉诚并不是一出生就拥有几十亿身家的富商，他也曾经历过很多难处，却拼命为自己的事业挣扎；在起步的十年，他每天至少工作十六小时，经常弄至睡眠不足；他的成功，背后并不只是幸运，他所付出的努力也是无庸置疑的。
唐司长问了年轻人「为什么做不到下一个李嘉诚」这个问题，民望迅即下降，显示有相当数量的香港人不认同他的看法；不过，细心一想，其实唐司长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只是我们对司长可能存在偏见而不太喜欢这个问题罢了。
李嘉诚为什么是李嘉诚？首先，他确实有异常勤奋的个性，而且也有很好的投资眼光；但同时，他出道时的香港也正值百废待兴的时期，各行业很少出现垄断的局面，套用许畯森的大富翁之说，那是游戏的开局之势，所有玩家的资产分配都相对平均；因此，李生凭着勤奋的个性与锐利的眼光，慢慢积聚财富，进而创出他这个「香港传奇」。李嘉诚之所以成功，来自时势的因素不容忽视；所谓「时势造英雄」，大概也是如此。
时移世逆，现在香港的局势跟五十年前已经有天渊之别；老实说，这么多的年轻人，与李生同样拥有勤奋性格与锐利眼光的人应该也不少，但正如唐司长所说，为什么就没有下一个李嘉诚出现呢？这个问题正正揭露出现世代与五十年前的不同。唐司长问的问题，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原来正正就是问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问题的根本之处了！现在香港的社会环境，确实很难再出一个李嘉诚，主要还是唐司长有份管理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
资本主义盛行的自由世界中，出现大富翁终局情况是能够预料的；香港政府或许是采取了较为鸵鸟的做法，动辄搬出要「捍卫对自由市场的不干预」政策，颇有大义凛然的样子；然而，很多其他地方的执政者都忙着找寻出路。不过根据圣经记载，原来几千年前人们已经有其中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不单针对了「地产霸权」的问题，还为现今社会过度被开发的问题提供了出路！
利未记廿五章当中记载了很多条例，现实地讨论到地产买卖与土地开发，非常值得地政处参考。当中可能最令香港人向往的，就是到了禧年（每隔四十九年），产业的业权将重新归回原本的主人手中；情况就像打麻将，打完了四圈重新「执位」一样，一些「落后」了的玩家，将会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有关土地的买卖价值，也因应年期与开发所得的收成按比例而定，减低压榨与霸权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条「超正」的条例，便是禧年不准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够休息，不致被过度开发；人们可以吃之前所留下的陈粮，与及土地自出的土产；放诸今天的话，相信可以为我们减少不少的温室效应，使我们生活的地方更加美丽。
利未记还记载很多很有趣而且很棒的条例，也曾经在历史上实行过；当然，在现今的社会照样实行一定有很大难度，什至不设实际；不过，我想申明，如果这套管理社会的观念不再能够应用于现今时代，不应该就说这套观念有问题；事实上，有问题的是我们这个世代对自己的看法。举个简单的例子，利廿五23说到，「地不可永卖」的原因，是因为「地是我的（即是属于上帝的）」；今天呢？土地是属于政府的，属于国家的；换句话说，是属于人的。如此说来，这个时代的问题，或许不是出于制度，乃是出于谁是「话事人」；一天我们再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世界的主人；那这一天，一个公正公义的国度将不会来临。
唯有真正认识到上帝才是掌权的那位，天国才会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从这个角度出发，基督徒本应该更多的参与社会策划的工作，因为基督徒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群；可惜，在香港这个华人社会，「宗教与政治」一旦挂勾了，便变成一件十恶不赦的勾当，必须群起而攻之；因此，基督徒参政在基督信仰的光谱中成为边缘，大部份信徒都倾向于独善其身，于「属世的」、「丑恶的」政治划清界线；从此，政策的订立迴避（什至是忽视）「上帝掌权」的真理，然后人民依然生活于相对不公义的社会制度之下呐喊与哀叹。
改变社会，对基督徒绝不是容易的；不单要有满腔热诚，更要有高超的技巧（关乎香港上一次选举发生的风波便知一二）；唯一可以稍为推诿的，便是社会对宗教与政治的防卫依然深刻；而主动参政的基督徒（个人或群体）都未达致成熟；如此看来，香港要有从政治体制中出现的宗教改革，还有一条颇远的路程。
（寄自澳洲）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6.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