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電郵：[email protected]
看《明報》許畯森〈給唐司長的信〉（2011年5月31日），形容現在的香港，就如一盤玩了五十年的大富翁遊戲，所有產權產業已經落入某幾個大玩家（或者可以說是幾個「地產霸權」）手中；初出茅蘆的年輕人，從踏上遊戲盤的一刹那，每一步都要向那些大玩家繳交過路費；許先生認為，年青玩家甚至已經不再奢望能於遊戲中發達，反而只想找到一格還未有地產霸權控制的地方，稍微喘息一下，並好好尋找自己的夢想。
這一封信，明顯地回應了唐司長有關「香港沒有地產霸權」的言論；唐司長認為年輕人在投訴李嘉誠以先，「應先問自己為甚麼做不到下一位李嘉誠？」。的確，李嘉誠並不是一出生就擁有幾十億身家的富商，他也曾經歷過很多難處，卻拼命為自己的事業掙扎；在起步的十年，他每天至少工作十六小時，經常弄至睡眠不足；他的成功，背後並不只是幸運，他所付出的努力也是無庸置疑的。
唐司長問了年輕人「為甚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這個問題，民望迅即下降，顯示有相當數量的香港人不認同他的看法；不過，細心一想，其實唐司長的問題非常有意思，只是我們對司長可能存在偏見而不太喜歡這個問題罷了。
李嘉誠為甚麼是李嘉誠？首先，他確實有異常勤奮的個性，而且也有很好的投資眼光；但同時，他出道時的香港也正值百廢待興的時期，各行業很少出現壟斷的局面，套用許畯森的大富翁之說，那是遊戲的開局之勢，所有玩家的資產分配都相對平均；因此，李生憑著勤奮的個性與銳利的眼光，慢慢積聚財富，進而創出他這個「香港傳奇」。李嘉誠之所以成功，來自時勢的因素不容忽視；所謂「時勢造英雄」，大概也是如此。
時移世逆，現在香港的局勢跟五十年前已經有天淵之別；老實說，這麼多的年輕人，與李生同樣擁有勤奮性格與銳利眼光的人應該也不少，但正如唐司長所說，為甚麼就沒有下一個李嘉誠出現呢？這個問題正正揭露出現世代與五十年前的不同。唐司長問的問題，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原來正正就是問到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問題的根本之處了！現在香港的社會環境，確實很難再出一個李嘉誠，主要還是唐司長有份管理的社會結構出了問題。
資本主義盛行的自由世界中，出現大富翁終局情況是能夠預料的；香港政府或許是採取了較為鴕鳥的做法，動輒搬出要「捍衛對自由市場的不干預」政策，頗有大義凜然的樣子；然而，很多其他地方的執政者都忙著找尋出路。不過根據聖經記載，原來幾千年前人們已經有其中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不單針對了「地產霸權」的問題，還為現今社會過度被開發的問題提供了出路！
利未記廿五章當中記載了很多條例，現實地討論到地產買賣與土地開發，非常值得地政處參考。當中可能最令香港人嚮往的，就是到了禧年（每隔四十九年），產業的業權將重新歸回原本的主人手中；情況就像打麻將，打完了四圈重新「執位」一樣，一些「落後」了的玩家，將會有一個機會重新開始；有關土地的買賣價值，也因應年期與開發所得的收成按比例而定，減低壓榨與霸權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條「超正」的條例，便是禧年不准耕種土地，使土地能夠休息，不致被過度開發；人們可以吃之前所留下的陳糧，與及土地自出的土產；放諸今天的話，相信可以為我們減少不少的溫室效應，使我們生活的地方更加美麗。
利未記還記載很多很有趣而且很棒的條例，也曾經在歷史上實行過；當然，在現今的社會照樣實行一定有很大難度，甚至不設實際；不過，我想申明，如果這套管理社會的觀念不再能夠應用於現今時代，不應該就說這套觀念有問題；事實上，有問題的是我們這個世代對自己的看法。舉個簡單的例子，利廿五23說到，「地不可永賣」的原因，是因為「地是我的（即是屬於上帝的）」；今天呢？土地是屬於政府的，屬於國家的；換句話說，是屬於人的。如此說來，這個時代的問題，或許不是出於制度，乃是出於誰是「話事人」；一天我們再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為世界的主人；那這一天，一個公正公義的國度將不會來臨。
唯有真正認識到上帝才是掌權的那位，天國才會來到我們的生活之中。
從這個角度出發，基督徒本應該更多的參與社會策劃的工作，因為基督徒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一群；可惜，在香港這個華人社會，「宗教與政治」一旦掛勾了，便變成一件十惡不赦的勾當，必須群起而攻之；因此，基督徒參政在基督信仰的光譜中成為邊緣，大部份信徒都傾向於獨善其身，於「屬世的」、「醜惡的」政治劃清界線；從此，政策的訂立迴避（甚至是忽視）「上帝掌權」的真理，然後人民依然生活於相對不公義的社會制度之下吶喊與哀嘆。
改變社會，對基督徒絕不是容易的；不單要有滿腔熱誠，更要有高超的技巧（關乎香港上一次選舉發生的風波便知一二）；唯一可以稍為推諉的，便是社會對宗教與政治的防衛依然深刻；而主動參政的基督徒（個人或群體）都未達致成熟；如此看來，香港要有從政治體制中出現的宗教改革，還有一條頗遠的路程。
（寄自澳洲）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6.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