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拉登是在一家茶寮吃豆花噎死，老板马上报警，才知这是拉登；这样的话，我们会说：是天收！
如果有一天，蜘蛛侠把拉登杀了，还把他吊在纽约街头，纽约巿民会不会失望？因为蜘蛛侠之所以是正义的，因为他从不杀人。幸好，被他杀掉的沙人还是复活了，还跟他和好。
当奥巴马下令轰掉拉登，看着那个爆头，他有没有点点像蜘蛛侠一样的悔意？不知道他的办公室能否看到，那个他拿下的诺贝尔和平奬？
报自己的仇
恨是一回怎样的事？也许，历史错怪犹大，即使如此，福音书群体最多把犹大的死看成自作孳，在他的死上没份，而从没有为此庆贺。也许当时耶稣的信众都但求自保，没有人有意去暗杀犹大。再想一想那大卫没下手杀掉的扫罗，或许可以采用政治分析，他不杀扫罗反而更能笼络民心，因为扫罗始终是一朝天子，天子不可杀。
又想想被罗马杀害的教会，他们寄意在终末的审判，那祭坛下的亡魂呼冤，却没有展开暗杀凯撒的行动。也许，他们太不济才不去报自己的仇，美国人却有能力，能自己把仇人轰毙。
恨是怎样解除的？想像一个儿子被杀的父亲，杀人犯被拿，判处绞刑。例牌的，父亲会说：人都死了，他的死不能换回我儿子的命。其实，由一开始，把犯人判处死刑，就不是为换回被杀者的命。以命赔命，那个「赔」字是一个注定失败但必要（failed but necessary）的行动。儿子的命没了，那个忿怒、悲恸、屈辱，便指望着「公义伸张」。死刑的错误在于，它要求这个赔命是字面上实现，因而取得字面上的等价。这样，它注定失败，就是像中国古代，把杀人者的肉滚汤来给受害者家人吃掉，那不过更显这个赔命的失败可笑。相反，把犯人永远囚禁，便维持了这个赔命与真实（Real）的距离，我们免于真实的挫败，并维持了公义。这个抓了，就是因为永远没被杀掉，才维持了伸张公义的期望，真的杀了这个犯，便留下空洞，见证赔命的无能。
反恐大业
「反恐」，是一个召唤无条件效忠的词，它是至高（sovereign）的，至高在于，它的合法性即使是被质疑你也会犯下背叛的罪。至高，正如「至高的上帝」在神学家口里的意思：至高是淩驾至善的，即使看似邪恶也不容质疑；如此，「反恐」即使怎样侵犯人权、没收财产、剥夺公民权、违反国际法，由于它是至高的，它就淩驾在一切的公义和至善之上，成为合法。
「反恐」的至高在先，「恐怖主义」在后。不是说，「九一一」不是真实的。在意义操作层次，没有人可以说得清「九一一」发生的意义，但一个方便的意义，便是恐怖主义；这样，我可以把当天的凶手「绳诸于法」－－不是的，这是战争，因此不用辑归于法，我就是法，我就可杀。这样，杀戮便获得了正当性，一个正当的杀戮，需要「恐怖主义」这个词来操作。没有「恐怖主义」，我就不能「反恐」。没有邪恶，我就不算为义。
每一次有爆炸，官方都要决定说，这是／不是恐袭。谁定义恐袭？一个「个别的行动」是什么意思？何解新疆的暴乱不叫「恐袭」？何解俄罗斯和西班牙的袭击就叫「恐袭」？「恐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动用新一轮的「反恐行动」和「防恐措施」，它根本就是最新形态的至高指令，赋与政府最大的权力去调动资金、军事和限制公民权。
拉登作为一个人死了
拉登除了是美国的敌人，他更是一个主人指符（Master Signifier）。拉登，总是炸不死的，这就是拉登的重大意义；正因他不死，我们可以固定恐怖主义，找到一个等待铲除的恶魔。混乱不堪的恐怖主义论述，可以固定在这个词上。拉登的不可能被抓着，就维持了「反恐」的目标和使命。只是，如今这个目标被抓了，还被杀了。那么，这个维稳的指符便失去了。可以说，拉登死了，主人指符就被「放生」了。若拉登是被抓，被法律制裁，那么，美国民众应当欢呼。只是，如今拉登不能代表恐怖主义，他在死的时候被解除代表，他只是作为被杀的一家之首来被轰爆头颅，这有什么好欢呼？
为什么奥巴马下的令是杀掉拉登，而不是活捉拉登？为什么拉登的尸首不能留下？也许拉登已经失势，不「食住」先前的势头把他轰掉，若有天上电视说要发动新一轮恐袭的不再是拉登，整个反恐想像一样会失去支点，不如去之而后快，还可催谷一下选票？
无论如何，拉登已死，我们就等着西方传媒如何生产下一个恶魔，维持其国际侵略的合法性。
当美国教会对反恐战有一定异声（例如Sojourners一伙的），我们总是听着当地的华人教会，只拥抱主流的右派价值；那么，我们只能由香港做反恐的神学，建立我们的信仰和和平、公义、怜悯的正当关系。否则，若什么都采纳主流意识形态，大概我们的信仰是多馀的。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