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拉登是在一家茶寮吃豆花噎死，老闆馬上報警，才知這是拉登；這樣的話，我們會說：是天收！
如果有一天，蜘蛛俠把拉登殺了，還把他吊在紐約街頭，紐約巿民會不會失望？因為蜘蛛俠之所以是正義的，因為他從不殺人。幸好，被他殺掉的沙人還是復活了，還跟他和好。
當奧巴馬下令轟掉拉登，看著那個爆頭，他有沒有點點像蜘蛛俠一樣的悔意？不知道他的辦公室能否看到，那個他拿下的諾貝爾和平奬？
報自己的仇
恨是一回怎樣的事？也許，歷史錯怪猶大，即使如此，福音書群體最多把猶大的死看成自作孳，在他的死上沒份，而從沒有為此慶賀。也許當時耶穌的信眾都但求自保，沒有人有意去暗殺猶大。再想一想那大衛沒下手殺掉的掃羅，或許可以採用政治分析，他不殺掃羅反而更能籠絡民心，因為掃羅始終是一朝天子，天子不可殺。
又想想被羅馬殺害的教會，他們寄意在終末的審判，那祭壇下的亡魂呼冤，卻沒有展開暗殺凱撒的行動。也許，他們太不濟才不去報自己的仇，美國人卻有能力，能自己把仇人轟斃。
恨是怎樣解除的？想像一個兒子被殺的父親，殺人犯被拿，判處絞刑。例牌的，父親會說：人都死了，他的死不能換回我兒子的命。其實，由一開始，把犯人判處死刑，就不是為換回被殺者的命。以命賠命，那個「賠」字是一個注定失敗但必要（failed but necessary）的行動。兒子的命沒了，那個忿怒、悲慟、屈辱，便指望著「公義伸張」。死刑的錯誤在於，它要求這個賠命是字面上實現，因而取得字面上的等價。這樣，它注定失敗，就是像中國古代，把殺人者的肉滾湯來給受害者家人吃掉，那不過更顯這個賠命的失敗可笑。相反，把犯人永遠囚禁，便維持了這個賠命與真實（Real）的距離，我們免於真實的挫敗，並維持了公義。這個抓了，就是因為永遠沒被殺掉，才維持了伸張公義的期望，真的殺了這個犯，便留下空洞，見證賠命的無能。
反恐大業
「反恐」，是一個召喚無條件效忠的詞，它是至高（sovereign）的，至高在於，它的合法性即使是被質疑你也會犯下背叛的罪。至高，正如「至高的上帝」在神學家口裡的意思：至高是淩駕至善的，即使看似邪惡也不容質疑；如此，「反恐」即使怎樣侵犯人權、沒收財產、剝奪公民權、違反國際法，由於它是至高的，它就淩駕在一切的公義和至善之上，成為合法。
「反恐」的至高在先，「恐怖主義」在後。不是說，「九一一」不是真實的。在意義操作層次，沒有人可以說得清「九一一」發生的意義，但一個方便的意義，便是恐怖主義；這樣，我可以把當天的兇手「繩諸於法」－－不是的，這是戰爭，因此不用輯歸於法，我就是法，我就可殺。這樣，殺戮便獲得了正當性，一個正當的殺戮，需要「恐怖主義」這個詞來操作。沒有「恐怖主義」，我就不能「反恐」。沒有邪惡，我就不算為義。
每一次有爆炸，官方都要決定說，這是／不是恐襲。誰定義恐襲？一個「個別的行動」是甚麼意思？何解新疆的暴亂不叫「恐襲」？何解俄羅斯和西班牙的襲擊就叫「恐襲」？「恐襲」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動用新一輪的「反恐行動」和「防恐措施」，它根本就是最新形態的至高指令，賦與政府最大的權力去調動資金、軍事和限制公民權。
拉登作為一個人死了
拉登除了是美國的敵人，他更是一個主人指符（Master Signifier）。拉登，總是炸不死的，這就是拉登的重大意義；正因他不死，我們可以固定恐怖主義，找到一個等待剷除的惡魔。混亂不堪的恐怖主義論述，可以固定在這個詞上。拉登的不可能被抓著，就維持了「反恐」的目標和使命。只是，如今這個目標被抓了，還被殺了。那麼，這個維穩的指符便失去了。可以說，拉登死了，主人指符就被「放生」了。若拉登是被抓，被法律制裁，那麼，美國民眾應當歡呼。只是，如今拉登不能代表恐怖主義，他在死的時候被解除代表，他只是作為被殺的一家之首來被轟爆頭顱，這有甚麼好歡呼？
為甚麼奧巴馬下的令是殺掉拉登，而不是活捉拉登？為甚麼拉登的屍首不能留下？也許拉登已經失勢，不「食住」先前的勢頭把他轟掉，若有天上電視說要發動新一輪恐襲的不再是拉登，整個反恐想像一樣會失去支點，不如去之而後快，還可催谷一下選票？
無論如何，拉登已死，我們就等著西方傳媒如何生產下一個惡魔，維持其國際侵略的合法性。
當美國教會對反恐戰有一定異聲（例如Sojourners一伙的），我們總是聽著當地的華人教會，只擁抱主流的右派價值；那麼，我們只能由香港做反恐的神學，建立我們的信仰和和平、公義、憐憫的正當關係。否則，若甚麼都採納主流意識形態，大概我們的信仰是多餘的。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