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于四月十二日主办「当今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三个现实关注」讲座，邀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现于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担任访问学人的高师甯教授主讲，有大约一百人出席。
基督徒约二千三百万
高师宁从三个关注面去分析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规模、关系、作用。就规模而言，她指过去官方的基督徒数字是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万，个别学者及外国机构则推算中国有五千万至一亿二千万基督徒。但去年外国学者和中国社科院分别进行研究，前者以电话访问，后者则采实名制调查，前者推算出全国基督徒加天主教徒，人数约为三千三百万，后者则推算全国基督徒数目为二千三百万，高师宁认为这两个数字的特点都是使基督徒的人数减少了，因此，基督教一家独大的说法半年来已经消声。
她指过去有人说基督教坐大、发展过快，其实五大宗教中，信徒最多的是佛教，全国约有一亿八千万佛教徒，而没有统一组织的民间宗教，信奉者更达四亿三千万，因此基督教增长太快之类的讲法，一定程度上是源于西方威胁论。她指所谓宗教失衡，其实难有客观标准，人们归向信仰是社会开放的正常结果，因为人都有心灵需求，全球便有八成人口拥有宗教信仰。
教会与政府博奕
关系方面，高师宁指宗教确要理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些民间宗教兴建庙观，便不时与地方政府出现「你拆我盖」的博奕。她举出一些政教博奕的特别例子，例如有地方人士将传统信奉的「仙人」诠释为人民英雄，建碑纪念，以主流意识包装信仰；亦有地方人士强调信仰内容的道德教化，指能鼓励村民行善，并连系民族文化等，以此争取兴建「文化博物馆」，对外称为博物馆，对内则实为宗教场所。
高师宁分析宗教与政府建立关系的途径包括：合主流意识，包装成「文化节」之类；合地方政府利益，促进旅游；挂「两个牌子」，对外一种称呼，对内作为宗教；与地方官员多合作，主动学习、请官员参与活动、为建筑物题字等；邀请文人、学者撰写文章、研究支持等等。但这些对基督教而言都不容易，因为基督教信仰始终与主流文化意识不同，又不同武当山、少林寺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利益，教会也不能挂「两个牌子」，亦难找文人、学者支持。因此教会一般只期望能一视同仁，不被压制、不被扶持。
而与非信徒的关系方面，高师宁分析基督教的优点在于提供「上门服务」，特别是城市内的农民工，他们收入微薄，又缺社会保障，教会却愿意主动关心、接纳──虽然教会内仍有分门别类的歧视，但相比其他宗教只等信众自己前来，教会确已做得比较好。
宗教促进公民社会
高师宁指，政府自上而下对宗教的角色有其看法：爱国、拥党、维稳、传播有益内容、慈善、统一、和谐等，而不少学者亦分析宗教的作用包括慈善、关怀、文化、人才、包容、对话、合作、有益社会、满足内心等等。
但她指出，宗教功能也随社会地位而改变，她以「微波炉」现象形容：微波炉可以有无数煮食功能，但我们一般都只用来翻热饭菜；正如宗教也有无数功能，但也只看教会如何发挥。例如四九年前，教会直接参与社会上的医疗、教育、慈善、倡导、赈灾等工作；往后到七九年，教会被打压，失去主动和自主；七九年至今，教会重获空间，但暂时的发挥仍然有限，主要只是参与慈善工作。
她相信宗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部分，例如四川大地震的赈灾工作便不只由政府承担，民间团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统计显示，当时的义工有五成是基督徒，其中八成来自家庭教会。高师宁解释，以往中国社会的福利救济工作全由单位组织负责，但在现代社会，宗教可发挥官民之间的中介角色，当然这涉及认识上的突破、观念上的改变，还必须有操作上的改进。因为，无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其多种功能，将是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一大缺失。
台下问答
高师宁之后接受参与者提问。有参与者问到有信仰的人如何客观地做宗教研究，她回应指其实每个人也有信仰、信念，研究时确需放下一些自己既有的想法，保持价值中立，力求客观不偏颇。但她强调，这挑战不只限于有信仰者，无神论者也一样应放下自己的既有观念，持平地从事研究。
亦有人问到三自教会的问题。高师宁认为我们不宜将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对立，虽然外界常把三自教会当成官方教会，但其实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与政府关系密切。她指三自信徒数目众多，外界不应无视他们存在，而不同的三自教会其实也有不同面貌，有些也会与家庭教会接触、学习。
有人问到教会与非信徒的关系。高师宁提出一个教会与社会接触的特别机会──葬礼。由于内地教会不能公开传教，而崇拜和婚礼又在室内进行，因此户外举行的葬礼便成为教会向非信徒见证信仰的重要方式。她举例指基督教简樸的丧礼仪式、教会对死者亲友不记名的捐献，都令不少非信徒留下正面印象。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