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於四月十二日主辦「當今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三個現實關注」講座，邀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現于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擔任訪問學人的高師甯教授主講，有大約一百人出席。
基督徒約二千三百萬
高師寧從三個關注面去分析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問題：規模、關係、作用。就規模而言，她指過去官方的基督徒數字是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萬，個別學者及外國機構則推算中國有五千萬至一億二千萬基督徒。但去年外國學者和中國社科院分別進行研究，前者以電話訪問，後者則採實名制調查，前者推算出全國基督徒加天主教徒，人數約為三千三百萬，後者則推算全國基督徒數目為二千三百萬，高師寧認為這兩個數字的特點都是使基督徒的人數減少了，因此，基督教一家獨大的說法半年來已經消聲。
她指過去有人說基督教坐大、發展過快，其實五大宗教中，信徒最多的是佛教，全國約有一億八千萬佛教徒，而沒有統一組織的民間宗教，信奉者更達四億三千萬，因此基督教增長太快之類的講法，一定程度上是源於西方威脅論。她指所謂宗教失衡，其實難有客觀標準，人們歸向信仰是社會開放的正常結果，因為人都有心靈需求，全球便有八成人口擁有宗教信仰。
教會與政府博奕
關係方面，高師寧指宗教確要理順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一些民間宗教興建廟觀，便不時與地方政府出現「你拆我蓋」的博奕。她舉出一些政教博奕的特別例子，例如有地方人士將傳統信奉的「仙人」詮釋為人民英雄，建碑紀念，以主流意識包裝信仰；亦有地方人士強調信仰內容的道德教化，指能鼓勵村民行善，並連繫民族文化等，以此爭取興建「文化博物館」，對外稱為博物館，對內則實為宗教場所。
高師寧分析宗教與政府建立關係的途徑包括：合主流意識，包裝成「文化節」之類；合地方政府利益，促進旅遊；掛「兩個牌子」，對外一種稱呼，對內作為宗教；與地方官員多合作，主動學習、請官員參與活動、為建築物題字等；邀請文人、學者撰寫文章、研究支持等等。但這些對基督教而言都不容易，因為基督教信仰始終與主流文化意識不同，又不同武當山、少林寺能為地方政府帶來利益，教會也不能掛「兩個牌子」，亦難找文人、學者支持。因此教會一般只期望能一視同仁，不被壓制、不被扶持。
而與非信徒的關係方面，高師寧分析基督教的優點在於提供「上門服務」，特別是城市內的農民工，他們收入微薄，又缺社會保障，教會卻願意主動關心、接納──雖然教會內仍有分門別類的歧視，但相比其他宗教只等信眾自己前來，教會確已做得比較好。
宗教促進公民社會
高師寧指，政府自上而下對宗教的角色有其看法：愛國、擁黨、維穩、傳播有益內容、慈善、統一、和諧等，而不少學者亦分析宗教的作用包括慈善、關懷、文化、人才、包容、對話、合作、有益社會、滿足內心等等。
但她指出，宗教功能也隨社會地位而改變，她以「微波爐」現象形容：微波爐可以有無數煮食功能，但我們一般都只用來翻熱飯菜；正如宗教也有無數功能，但也只看教會如何發揮。例如四九年前，教會直接參與社會上的醫療、教育、慈善、倡導、賑災等工作；往後到七九年，教會被打壓，失去主動和自主；七九年至今，教會重獲空間，但暫時的發揮仍然有限，主要只是參與慈善工作。
她相信宗教是公民社會的重要部分，例如四川大地震的賑災工作便不只由政府承擔，民間團體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統計顯示，當時的義工有五成是基督徒，其中八成來自家庭教會。高師寧解釋，以往中國社會的福利救濟工作全由單位組織負責，但在現代社會，宗教可發揮官民之間的中介角色，當然這涉及認識上的突破、觀念上的改變，還必須有操作上的改進。因為，無視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和其多種功能，將是中國公民社會建構的一大缺失。
台下問答
高師寧之後接受參與者提問。有參與者問到有信仰的人如何客觀地做宗教研究，她回應指其實每個人也有信仰、信念，研究時確需放下一些自己既有的想法，保持價值中立，力求客觀不偏頗。但她強調，這挑戰不只限於有信仰者，無神論者也一樣應放下自己的既有觀念，持平地從事研究。
亦有人問到三自教會的問題。高師寧認為我們不宜將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對立，雖然外界常把三自教會當成官方教會，但其實他們從不認為自己與政府關係密切。她指三自信徒數目眾多，外界不應無視他們存在，而不同的三自教會其實也有不同面貌，有些也會與家庭教會接觸、學習。
有人問到教會與非信徒的關係。高師寧提出一個教會與社會接觸的特別機會──葬禮。由於內地教會不能公開傳教，而崇拜和婚禮又在室內進行，因此戶外舉行的葬禮便成為教會向非信徒見證信仰的重要方式。她舉例指基督教簡樸的喪禮儀式、教會對死者親友不記名的捐獻，都令不少非信徒留下正面印象。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