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策（Ed Stetzer）是美南浸信会的研究与植堂学者，他撰写不少文章与书本，笔者最近读完的是 Breaking the Missional Code （笔者中译为《解码使命教会》，2006年）。
作者首先描述北美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章），而「教会文化」（church culture）根本不曾正面应对后现代文化，不少堂会如同宠坏了「港孩」一样，活在过度保护的处境中。北美教会已丧失了对文化的影响力，更无力应对任何新的转变，本港教会也是一样。施特策从圣经整理教会如何理解与实践耶稣的使命，他理解教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教会增长（church growth）、健康教会 （church health）与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
他特别指出教会常犯的是「偏好之罪」（sin of preferences），即教会领袖只会选择参与个人或群体喜欢作的事工，没有全面地服从与实践整全的使命。笔者什为认同这项指控：福音信仰教会确实犯了「偏好之罪」，就是教会领袖按个人或小圈子文化来选择参与事工，堂会要「大事发展」就不会计较本身实力，一谈及扶贫、公义与环保等，就推诿塞责。
当耶稣斥责法利赛人时：「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太廿三23），法利赛人犯的正是「偏好之罪」。当我们中产教会界定：「谁是我们的邻舍？」（路十25-37），我们同样犯了「偏好之罪」。
身为福音信仰牧者（笔者用作身份描述，不是排斥性），我的教会观是同一、圣洁、大公与道统。我要提问是：「倘若圣经是我们的最高权威，为何福音信仰教会不关爱圣经这样强调的关心与扶助穷人？」福音信仰牧者与信徒通常这样回应：「我们堂会只是大公教会的一小部分，我怎有馀力扶助穷人或关注公义等 ？」或有讲者会引用教会历史中韦伯福斯或马丁路德金等来说明教会也曾关心社会。
笔者也曾接受此类言之成理的论点，地方堂会不可能样样关心与参与；但从另一「逆向思考」：「为何传福音与差传这两项事工时，不少讲者皆强调大小堂会皆要参与？」为何堂会选取「教会增长」（教会学校注重多少学生决志信主）多于「国度影响」（教会学校注重多少学生成才）？「教会增长」与「国度影响」不一定存在对立关系。当福音派批评灵恩派过度看重圣灵的工作、或普世派过度注重公义与人权，很大可能是自打嘴巴，因为我们按同一标准也是犯了「偏好之罪」！
笔者承认我过往犯了「偏好之罪」（多谢张国栋曾撰文批评我的选择性社关），个人有偏好，或许情有可愿；但信仰群体不正视与承认我们的偏好与盲点，我们展示的很可能只是中产文化带有合符阶级偏好的「消费式信仰」！
预苦期结束前，求主赦免我们的偏好之罪！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