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策（Ed Stetzer）是美南浸信會的研究與植堂學者，他撰寫不少文章與書本，筆者最近讀完的是 Breaking the Missional Code （筆者中譯為《解碼使命教會》，2006年）。
作者首先描述北美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章），而「教會文化」（church culture）根本不曾正面應對後現代文化，不少堂會如同寵壞了「港孩」一樣，活在過度保護的處境中。北美教會已喪失了對文化的影響力，更無力應對任何新的轉變，本港教會也是一樣。施特策從聖經整理教會如何理解與實踐耶穌的使命，他理解教會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教會增長（church growth）、健康教會 （church health）與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
他特別指出教會常犯的是「偏好之罪」（sin of preferences），即教會領袖只會選擇參與個人或群體喜歡作的事工，沒有全面地服從與實踐整全的使命。筆者甚為認同這項指控：福音信仰教會確實犯了「偏好之罪」，就是教會領袖按個人或小圈子文化來選擇參與事工，堂會要「大事發展」就不會計較本身實力，一談及扶貧、公義與環保等，就推諉塞責。
當耶穌斥責法利賽人時：「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太廿三23），法利賽人犯的正是「偏好之罪」。當我們中產教會界定：「誰是我們的鄰舍？」（路十25-37），我們同樣犯了「偏好之罪」。
身為福音信仰牧者（筆者用作身份描述，不是排斥性），我的教會觀是同一、聖潔、大公與道統。我要提問是：「倘若聖經是我們的最高權威，為何福音信仰教會不關愛聖經這樣強調的關心與扶助窮人？」福音信仰牧者與信徒通常這樣回應：「我們堂會只是大公教會的一小部分，我怎有餘力扶助窮人或關注公義等 ？」或有講者會引用教會歷史中韋伯福斯或馬丁路德金等來說明教會也曾關心社會。
筆者也曾接受此類言之成理的論點，地方堂會不可能樣樣關心與參與；但從另一「逆向思考」：「為何傳福音與差傳這兩項事工時，不少講者皆強調大小堂會皆要參與？」為何堂會選取「教會增長」（教會學校注重多少學生決志信主）多於「國度影響」（教會學校注重多少學生成才）？「教會增長」與「國度影響」不一定存在對立關係。當福音派批評靈恩派過度看重聖靈的工作、或普世派過度注重公義與人權，很大可能是自打嘴巴，因為我們按同一標準也是犯了「偏好之罪」！
筆者承認我過往犯了「偏好之罪」（多謝張國棟曾撰文批評我的選擇性社關），個人有偏好，或許情有可愿；但信仰群體不正視與承認我們的偏好與盲點，我們展示的很可能只是中產文化帶有合符階級偏好的「消費式信仰」！
預苦期結束前，求主赦免我們的偏好之罪！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