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孚」居民抗争地产霸权一事，引起传媒广泛报道。笔者并非「美孚」居民，年多前已略知事件一二，因为同工余慧根牧师一直参与在行动中。余牧师经已退休，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性格平易近人，处事温和，毫不激进。两星期前，「美孚」居民于立法会门外通宵抗争，我与师母夜间前往探望与打气，以表支持。上主日（四月三日）「美孚」千人「瞓街」行动，因早上讲了三堂道，年龄大了，身体也易疲乏，未有前往支援。
「美孚」事件正好说明了房地产不公义的实况，问题已不再是所谓「屏风楼」影响楼价，乃是发展商能够巧取豪夺，尽用剩馀地积比率；加上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爱理不理、推卸责任，于是受害的居民从来不被谘询，居住的家园业权会被人侵权。余牧师说：「官逼民反！」中产人士要走上激进的抗争手段，正是政府所谓「尊重合约」精神，谁知通过的多是对小业主、小市民的「不平等条约」，条款变相是保障了地产霸权「取财有理」、或教科书出版商与「地铁」等集团的合理利润等。
吕大乐分析中产港人的价值，基本上是「一种自我（或以自我为焦点的） 文化。人人追求如何自助或自救的良方妙法。」（《香港中产阶级处境观察》，122页）中产信徒理解信仰，容易偏向把「个人得救」放大，忽视了神是要使「万有复和」，一切受造物的更新均是整全使命的内容。中产港人对公共事务是「后卫政治」（politics of the rearguard，吕大乐引用 Wright Mills的见解），倾向维持既得利益，立场不稳定，欠缺热情。保持沉默与距离，就是大多中产港人的自保之道。
当地产霸权或有关集团，不断伸手夺走小市民的私产与权益，中产港人知道个人无法自救，于是「美孚」居民走在一起，形成了共同作战的「使命群体」（communitas）。九七前，本港整体教会有较大的共同关注与感受，中产教牧与信徒较易走在一起；九七后则是各不相干、各自发展。
当有外来力量无理侵权时，不独一人受害；旁观的中产港人心中有数，下一位受害者随时是自己。当有一天中产港人累积的忿怒已达刘兆佳所言的「临界点」，我们可预期更多中产港人要上街或采用所谓「激进」方式表达声音。以赛亚先知要露体赤足行走三年（赛廿1-5），耶利米先知要用绳套和木头做轭，套在自己的颈上来宣讲信息 (耶廿七1-15)，以西结先知更多表现行为艺术，先后剃发（结五1-10）、扮作难民（十二章）、什至丧妻后的表现（廿四15-27）。当中产信徒误把信仰等同安于现状、毋须「激进」，也许要再读斯托得牧师 （John Stott）旧着《独排众议的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或新着《激进的门徒》（The Radical Disciple）。斯托得看门徒首要质素是「不顺从」（non-conformity），斯托得用此字语带相关，门徒不顺从世俗潮流，也不一定要顺从教会主流。
正因笔者也是典型中产置业者，习惯了中产信徒的思维与心态，也从不否定中产人士的价值与贡献；每当于文章内提及「中产」只作为形容词来描述其「阶级」或「身份」。曾有教牧表达：「我牧养的堂会内没有穷人。」笔者不会表示质疑 （这里恕不套用张国栋的严谨思考，列举此句话的多项可能性；多谢撰文指正，盼望以后能略有改善），因为经济起飞后的本港堂会，确是与基层或小市民，差距愈来愈大。也许我作为中产牧者的「不安良心」驱使我关注那些受欺的弱势群体。当我为了面子，或所谓「顾全大局」，不要得罪权势，也许高明之道是凡事「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沉默 ！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