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孚」居民抗爭地產霸權一事，引起傳媒廣泛報道。筆者並非「美孚」居民，年多前已略知事件一二，因為同工余慧根牧師一直參與在行動中。余牧師經已退休，認識他的朋友了解他性格平易近人，處事溫和，毫不激進。兩星期前，「美孚」居民於立法會門外通宵抗爭，我與師母夜間前往探望與打氣，以表支持。上主日（四月三日）「美孚」千人「瞓街」行動，因早上講了三堂道，年齡大了，身體也易疲乏，未有前往支援。
「美孚」事件正好說明了房地產不公義的實況，問題已不再是所謂「屏風樓」影響樓價，乃是發展商能夠巧取豪奪，盡用剩餘地積比率；加上政府部門各自為政、愛理不理、推卸責任，於是受害的居民從來不被諮詢，居住的家園業權會被人侵權。余牧師說：「官逼民反！」中產人士要走上激進的抗爭手段，正是政府所謂「尊重合約」精神，誰知通過的多是對小業主、小市民的「不平等條約」，條款變相是保障了地產霸權「取財有理」、或教科書出版商與「地鐵」等集團的合理利潤等。
呂大樂分析中產港人的價值，基本上是「一種自我（或以自我為焦點的） 文化。人人追求如何自助或自救的良方妙法。」（《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122頁）中產信徒理解信仰，容易偏向把「個人得救」放大，忽視了神是要使「萬有復和」，一切受造物的更新均是整全使命的內容。中產港人對公共事務是「後衛政治」（politics of the rearguard，呂大樂引用 Wright Mills的見解），傾向維持既得利益，立場不穩定，欠缺熱情。保持沉默與距離，就是大多中產港人的自保之道。
當地產霸權或有關集團，不斷伸手奪走小市民的私產與權益，中產港人知道個人無法自救，於是「美孚」居民走在一起，形成了共同作戰的「使命群體」（communitas）。九七前，本港整體教會有較大的共同關注與感受，中產教牧與信徒較易走在一起；九七後則是各不相干、各自發展。
當有外來力量無理侵權時，不獨一人受害；旁觀的中產港人心中有數，下一位受害者隨時是自己。當有一天中產港人累積的忿怒已達劉兆佳所言的「臨界點」，我們可預期更多中產港人要上街或採用所謂「激進」方式表達聲音。以賽亞先知要露體赤足行走三年（賽廿1-5），耶利米先知要用繩套和木頭做軛，套在自己的頸上來宣講信息 (耶廿七1-15)，以西結先知更多表現行為藝術，先後剃髮（結五1-10）、扮作難民（十二章）、甚至喪妻後的表現（廿四15-27）。當中產信徒誤把信仰等同安於現狀、毋須「激進」，也許要再讀斯托得牧師 （John Stott）舊著《獨排眾議的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或新著《激進的門徒》（The Radical Disciple）。斯托得看門徒首要質素是「不順從」（non-conformity），斯托得用此字語帶相關，門徒不順從世俗潮流，也不一定要順從教會主流。
正因筆者也是典型中產置業者，習慣了中產信徒的思維與心態，也從不否定中產人士的價值與貢獻；每當於文章內提及「中產」只作為形容詞來描述其「階級」或「身份」。曾有教牧表達：「我牧養的堂會內沒有窮人。」筆者不會表示質疑 （這裡恕不套用張國棟的嚴謹思考，列舉此句話的多項可能性；多謝撰文指正，盼望以後能略有改善），因為經濟起飛後的本港堂會，確是與基層或小市民，差距愈來愈大。也許我作為中產牧者的「不安良心」驅使我關注那些受欺的弱勢群體。當我為了面子，或所謂「顧全大局」，不要得罪權勢，也許高明之道是凡事「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的沉默 ！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