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最低工资措施将于五月一日实施，劳工处于三月廿八日公布的指引，表明除非用膳时间也需工作或待命，否则要由劳资双方自行磋商，决定用膳时间是否纳入最低工资的计算範围，但鼓励雇主在能力範围内多考虑基层员工的需要。一时间，工会和雇主团体均指政府的做法徒惹争拗。
若从劳资谈判与巿场供求的角度来考虑，在涉及最低工资的事宜上，类似的议价式争论在往后的日子相信还会发生。然而说到底，最低工资措施所要保障的雇员，原本就是巿场议价能力最低的一群。社会大众和舆论要求政府在「饭钟钱」的议题上多走一步，是合乎情理的。
对于雇用基层员工的本地雇主而言，要同时面对最低工资的实施，以及近期的高通胀环境，也不易为。能与雇员有商有量，诚属美事。可惜的是，在现实的经营环境中，不是每个环节都一定有商量的馀地──例如在输入性通胀肆虐下原材料价格急剧上升，让人无可奈何；又例如地产商和大业主不理商户死活大幅加租，教人心生不平。
要让本地基层巿民受惠于最低工资措施，生活里的忧虑得以纾缓，工作上的尊严得以确立，其实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承担与付出，当中包括光顾食肆商户的顾客、经营规模或大或小的商户老板，当然还有工商物业的大小业主及地产商。即使暂且不讨论「地产霸权」这个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如何与贫富悬殊问题互为因果；将看顾弱势的社会责任单单摆在小雇主、小雇员和小顾客的三角关系里自生自灭，这实在谈不上是肩担了社会责任。
面对香港这个号称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巿场，发出肩担社会责任的呼声，似乎缘木求鱼，却是必要；这跟最低工资背后的精神，并行不悖。基督徒在讨论最低工资的议题时，经常引用旧约圣经关于不割尽田角好让穷乏人检拾遗穗的律例（如利廿三22），背后是一份「不要赚尽，留有馀地」的社群精神。在弱肉强食的无形之手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与关爱，需要人们从心出发，推己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