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最低工資措施將於五月一日實施，勞工處於三月廿八日公佈的指引，表明除非用膳時間也需工作或待命，否則要由勞資雙方自行磋商，決定用膳時間是否納入最低工資的計算範圍，但鼓勵雇主在能力範圍內多考慮基層員工的需要。一時間，工會和雇主團體均指政府的做法徒惹爭拗。
若從勞資談判與巿場供求的角度來考慮，在涉及最低工資的事宜上，類似的議價式爭論在往後的日子相信還會發生。然而說到底，最低工資措施所要保障的雇員，原本就是巿場議價能力最低的一群。社會大眾和輿論要求政府在「飯鐘錢」的議題上多走一步，是合乎情理的。
對於雇用基層員工的本地雇主而言，要同時面對最低工資的實施，以及近期的高通脹環境，也不易為。能與雇員有商有量，誠屬美事。可惜的是，在現實的經營環境中，不是每個環節都一定有商量的餘地──例如在輸入性通脹肆虐下原材料價格急劇上升，讓人無可奈何；又例如地產商和大業主不理商戶死活大幅加租，教人心生不平。
要讓本地基層巿民受惠於最低工資措施，生活裡的憂慮得以紓緩，工作上的尊嚴得以確立，其實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承擔與付出，當中包括光顧食肆商戶的顧客、經營規模或大或小的商戶老闆，當然還有工商物業的大小業主及地產商。即使暫且不討論「地產霸權」這個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如何與貧富懸殊問題互為因果；將看顧弱勢的社會責任單單擺在小雇主、小雇員和小顧客的三角關係裡自生自滅，這實在談不上是肩擔了社會責任。
面對香港這個號稱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巿場，發出肩擔社會責任的呼聲，似乎緣木求魚，卻是必要；這跟最低工資背後的精神，並行不悖。基督徒在討論最低工資的議題時，經常引用舊約聖經關於不割盡田角好讓窮乏人檢拾遺穗的律例（如利廿三22），背後是一份「不要賺盡，留有餘地」的社群精神。在弱肉強食的無形之手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與關愛，需要人們從心出發，推己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