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级大地震，摧毁了灾区的基础设施，也展现了日本公民社会的优良一面。
重建需要资源。日本民间在今次天灾所展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其实也是重建资源的重要成份。这对香港社会和教会，又有何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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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后的沈碧芬，去年以工作假期计划的形式由香港到东京作为期九个月的生活体验，并在酒店内担任翻译工作，想不到在即将结束工作的三星期前遇上大地震，然而她却能及时与同事从办公室跑到附近公园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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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碧芬经历生死，回到香港与家人重聚后，已返回日本。 |
与日本人相处了好一段日子，沈碧芬认为他们是习惯先让别人，再顾自己。「也许有些不习惯的人会觉得有点虚伪，但却让你身在其中觉得很羞愧，反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于是便会努力想去学习以别人为先的心态。」例如购物的人没有一买就买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大批抢购，别人便可能没有。又例如东京担心电力不足，人气旺区都把大部份的霓虹灯熄掉，店员一边的跟你道歉说麻烦到你，但其实他们的工作也不方便。「那晚我望向窗外，真的很多户人家都关上了灯，我也只开了最省电的那盏灯。结果那晚没有停电，第二天的新闻说，因为大家努力节电，当晚不单不用停电，更多了电可以用。」她说日本人深信，这些成果都是要大家一起才可以做出来的，他们更明白今次是一场大灾难，然而只要互相帮助，社会是可以重建，大家是可以活下去的。
沈碧芬指其实在地震后，东京并非像传媒说得那样不安全，因此一直也想继续留在当地完成馀下三星期的工作，只是家人朋友过于担心，于是她日前回港数天让亲友安心一点后，便再返回东京完成馀下的工作。「其实我这决定也有点受日本人影响，如果我中途抛下工作回港，或多或少会引起同事朋友们的恐慌，在工作上也不该把手尾留给同事，因此我希望能尽力完成责任。」
与沈碧芬同是日本东京广东话团契组员的莫李菁，曾在加拿大居住二十年，当中有八年在《号角》月报负责出版事工。后因丈夫需到日本工作，于是在三年多前随丈夫移居日本，当家庭主妇之馀，亦学习日文及日本文化，并参与绘画艺术及姊妹团契的服事。
在这三年多，她觉得日本人的团体心很强，行动要求一致，大家都很努力作出配合；但亦由于大家都不想为别人带来麻烦，所以大家保持距离，不轻易表达内心的真正感受，有时会感到很寂寞。「朋友的妈妈看到灾情，内心害怕也努力遮掩，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只说我都没有老家可回去避难了，如再有地震就死吧！」
她又指日本人很有坚忍毅力，地震后火车地铁都一下子停下来，虽然很多人都要行六、七小时回家，或等七、八小时巴士，或要自找一角在车站过一夜，但一点怨言也没有，也没有令人不安的打尖行为；大部份的餐厅及超市没有立刻关门，以便为走路回家疲累的人及市民提供食物及食水。
这些现象，或多或少也感染到莫李菁。「地震后，大家都急着回家，但没有惊慌的场面，令第一次经历大地震的，即使在失去所有亲友的联络后，仍可一个人冷静地走了一个半小时回家。」她感受到惊慌或镇静都是会传染的，当身边人都安定回应危机时，惊恐的心也会静了下来。「反过来香港和中国，远离灾区十万八千里，竟出现『急性盲抢盐』事件……即使是泄漏辐射，大部份日本人仍保持镇定，没有出现大规模避难的行动。」
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比较九五年阪神地震和今次仙台地震，前者只是震断桥梁、公路，日本的公民社会仍可发挥力量；但今次地震引发海啸使整个市镇消失，加上随后的核危机，都远超民间组织可以应付的範畴，故较难看到公民社会的角色。但陈健民亦观察到日本社会的原有文化，例如有规有矩、不抢夺、不自私、互相支援等，都发挥着作用。
陈健民解释，公民社会是指众多民间组织构成之领域，而在一些不容许民间组织成立的地方，则泛指一些人文性以至宗教性的网络关系所构成之领域。至于社会资本，简单而言就是人际网络、互信与互助等元素。因此，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公民社会指民间组织的联合，他们透过合作便能建立互信和互助，这就成为社会资本……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1.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