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級大地震，摧毀了災區的基礎設施，也展現了日本公民社會的優良一面。
重建需要資源。日本民間在今次天災所展現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其實也是重建資源的重要成份。這對香港社會和教會，又有何啟迪？
|
|
八十後的沈碧芬，去年以工作假期計劃的形式由香港到東京作為期九個月的生活體驗，並在酒店內擔任翻譯工作，想不到在即將結束工作的三星期前遇上大地震，然而她卻能及時與同事從辦公室跑到附近公園逃生。
 |
| 沈碧芬經歷生死，回到香港與家人重聚後，已返回日本。 |
與日本人相處了好一段日子，沈碧芬認為他們是習慣先讓別人，再顧自己。「也許有些不習慣的人會覺得有點虛偽，但卻讓你身在其中覺得很羞愧，反問自己為甚麼做不到，於是便會努力想去學習以別人為先的心態。」例如購物的人沒有一買就買很多，因為大家都知道一旦大批搶購，別人便可能沒有。又例如東京擔心電力不足，人氣旺區都把大部份的霓虹燈熄掉，店員一邊的跟你道歉說麻煩到你，但其實他們的工作也不方便。「那晚我望向窗外，真的很多戶人家都關上了燈，我也只開了最省電的那盞燈。結果那晚沒有停電，第二天的新聞說，因為大家努力節電，當晚不單不用停電，更多了電可以用。」她說日本人深信，這些成果都是要大家一起才可以做出來的，他們更明白今次是一場大災難，然而只要互相幫助，社會是可以重建，大家是可以活下去的。
沈碧芬指其實在地震後，東京並非像傳媒說得那樣不安全，因此一直也想繼續留在當地完成餘下三星期的工作，只是家人朋友過於擔心，於是她日前回港數天讓親友安心一點後，便再返回東京完成餘下的工作。「其實我這決定也有點受日本人影響，如果我中途拋下工作回港，或多或少會引起同事朋友們的恐慌，在工作上也不該把手尾留給同事，因此我希望能盡力完成責任。」
與沈碧芬同是日本東京廣東話團契組員的莫李菁，曾在加拿大居住二十年，當中有八年在《號角》月報負責出版事工。後因丈夫需到日本工作，於是在三年多前隨丈夫移居日本，當家庭主婦之餘，亦學習日文及日本文化，並參與繪畫藝術及姊妹團契的服事。
在這三年多，她覺得日本人的團體心很強，行動要求一致，大家都很努力作出配合；但亦由於大家都不想為別人帶來麻煩，所以大家保持距離，不輕易表達內心的真正感受，有時會感到很寂寞。「朋友的媽媽看到災情，內心害怕也努力遮掩，表面上裝得很平靜，只說我都沒有老家可回去避難了，如再有地震就死吧！」
她又指日本人很有堅忍毅力，地震後火車地鐵都一下子停下來，雖然很多人都要行六、七小時回家，或等七、八小時巴士，或要自找一角在車站過一夜，但一點怨言也沒有，也沒有令人不安的打尖行為；大部份的餐廳及超市沒有立刻關門，以便為走路回家疲累的人及市民提供食物及食水。
這些現象，或多或少也感染到莫李菁。「地震後，大家都急著回家，但沒有驚慌的場面，令第一次經歷大地震的，即使在失去所有親友的聯絡後，仍可一個人冷靜地走了一個半小時回家。」她感受到驚慌或鎮靜都是會傳染的，當身邊人都安定回應危機時，驚恐的心也會靜了下來。「反過來香港和中國，遠離災區十萬八千里，竟出現『急性盲搶鹽』事件……即使是泄漏輻射，大部份日本人仍保持鎮定，沒有出現大規模避難的行動。」
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比較九五年阪神地震和今次仙台地震，前者只是震斷橋樑、公路，日本的公民社會仍可發揮力量；但今次地震引發海嘯使整個市鎮消失，加上隨後的核危機，都遠超民間組織可以應付的範疇，故較難看到公民社會的角色。但陳健民亦觀察到日本社會的原有文化，例如有規有矩、不搶奪、不自私、互相支援等，都發揮著作用。
陳健民解釋，公民社會是指眾多民間組織構成之領域，而在一些不容許民間組織成立的地方，則泛指一些人文性以至宗教性的網絡關係所構成之領域。至於社會資本，簡單而言就是人際網絡、互信與互助等元素。因此，公民社會與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有重疊：公民社會指民間組織的聯合，他們透過合作便能建立互信和互助，這就成為社會資本……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1.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