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阅毕杨牧谷牧师在六三三期《时代论坛》「众议园」写的〈信息衰竭乃谢幕的徵兆〉，感慨良多，愿在此分享一、二。
虽然我离开该刊已有九年之遥，但作为其前度编辑，其实亦不便多说些甚麽。不过公平点说，杨文所指出的问题，基本上不单是该刊物独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我看是它反映了整个「福音派」教会的一个基本信念问题：就是将「传福音」定位为一切工作事奉的最终价值和目标。这点其实我在拙作〈「大使命」有多大？〉（《一个现代基督徒的信仰自白》，亚协一九九○：页七十三至七十八）中早有提及，在此再从另一个角度稍作分享。
一直以来，我观察到「福音派」教会普遍存在着一个很根深蒂固的矛盾，即「信与不信」之间存在着一度难以逾越的鸿沟，隐藏整套语言体系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的分歧，是「非我族类」所难以理解和认同的。於是，对於「非我族类」，教会亦无非只两种对策：一是恶而远之，以免不慎「沾染世俗」；而积极点就是设法将对方吸纳到自己的阵营，方法当然就是「传福音」。
可是问题却来了。既然信与不信之间有鸿沟阻隔，且没有共通语言，那麽可以用甚麽方法说服对方加入自己的阵营呢？老派一点的教会就索性不理会对方是否理解，一於坚守自己所理解的一套「真理」，五十年不变地忠心宣讲，相信「传道在人，成事在天」，毕竟人是否得救，最终仍属圣灵工作。至於年青一点的信徒，却苦於教会日渐自闭於社会，宗教信仰变得愈来愈个人化和内心化，以致不要说传福音愈来愈困难，甚至到一个地步连自己是否可以继续诚实地返教会也成了一个恒常的挣扎。
在不敢违背祖宗圣训的前提下，他们开始以民歌分享、多元影像媒介，以关心民生疾苦、参与社区事务，效法基督「进入世界」的模式表达信仰。然而在这一切背後，「传福音」仍是他们取得教会「祝福」与实质支持的重要支柱。
因此，这一切的活动在当时看来虽然好像是很突破前卫，骨子里其实始终摆脱不了那隐藏的议程，就是必须以「传福音」去合理化所做的一切。问题是当「传福音」成为一切背後的终极关怀，其馀所有就无可避免地沦为达至目标的技巧手段，因此也总隐隐给人一种「另有所图」的虚伪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刊物在万众期待（起码是苦无出路的年轻信徒）下诞生了。而相对於传统教会，那种具强烈时代感而健康正派的入世模式亦令社会一新耳目，另眼相看。然而蜜月期过後，各样先天性的问题开始浮现。首先是教会开始质问，「预工」那麽一段时间了，怎麽还不进到真正的「戏肉」，即直接谈论福音，拿点具体实际的「决志」数字来看看呢？
但从一个编辑或文字工作者出发，他们所关心的，是尝试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去反映这个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无论是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甚至个人内心世界，企图去建立一套彼此可以沟通的语言，让读者了解到信仰并不一定是厌世者的避难所，尝试去提供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另类处世态度。
因着它尝试去建立一度沟通对话的桥梁，在功能上确实可以被视为「福音预工」；但在本质上，它却完全没有过渡到全方位「福音性」的需要。事实上它「福音预工」的功能，正是在於它的「非福音性」，意思是它拒绝用「外人」无法明了，甚至很多时连「自己人」亦难以揣摸的抽象术语去表达信仰。而教会╱社会亦永远需要有通晓两者语言、认同两者文化的人作为中介，去为现世╱信仰进行辩护和解读。
这其实也不是说它不可以有比较直接涉及「福音」内容的文章，只是这样的文章亦必须以一种活於现世的态度表达，而不是一种五十年甚或「永恒」不变的单向性宣告。事实上这岂不是整个福音信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意义所在吗？那麽为何「福音派」教会对此反而表现得那麽陌生和不安？
因此矛盾地，作为一份以教会作後盾和支援的刊物，教会殷切的期望，在某个程度上反倒造成刊物定位上的困难，最终造成「顺得哥情失嫂意」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社会觉得它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努力去追赶潮流模仿术语最终是为了要「传教」；教会亦愈来愈感到不耐烦，怀疑它是不是「以福音为耻」。当然话得说回头，「入世」到底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立场，抑或只是一种左右逢缘的表面「姿态」，在一个颇大的程度上确实在乎「把关者」的定见和功力。
说到底，我是从心里认同杨牧师「失於道而求於市」的断症的。只是它的告终基本上是反映隐藏於整个「福音派」教会的内在矛盾。而作为教会的前锋先驱，教会又是不是让它在前线孤军作战，战死沙场後进行例行的验尸程序，然後惋惜地关闭档案？而刊物又有否因为碰到太多的敌意与误解而陷入一种「众人皆醉」的孤芳自赏？我们在当中学到了甚麽功课去面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第六三五期，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