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时代，厉王荒淫残暴，横征暴敛；百姓由于不堪重负，以致天怨人怒，国家统治岌岌可危。大臣召公虎就此事向厉王劝谏：「陛下目前的统治方式，人民已难以接受，才会出现人民怨声载道，你要反省怎样施政，人民才会没有怨言？」厉王听后，反倒行逆施，命令大臣卫巫监视国人，一旦发现谁人敢抨击朝政，一于格杀勿论。这样一来，全国均没人敢说话了，道上遇见熟人，也只能用眼神打个招呼。
厉王对新施行的政策非常满意，洋洋得意地对召公虎说：「你看，现在我不是让怨言消失了吗！」召公虎说：「这不是再没有了怨言，而是百姓迫于严刑不敢说真话了。你这样做，犹如用物品把河水堵住，非常危险，水堵到一定时候就会溃堤，一旦决口，肯定会造成伤亡。善于治水的领袖把水疏导，使水流畅通，治理国家同样放开言禁，使百姓畅所欲言。就以治国而言，大臣应该当面进谏，百姓应该把问题反映，然后天子再斟酌处理，这样才会把国家治好。现在你强行堵住百姓的嘴，让人民默认你的错误行为，恐怕大王你正在火山口上跳舞，情势已经很危险了！」然而厉王依然不听，过了三年，国家出现了人民革命，结果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吕氏春秋达郁》
历史正在不断重复，当民意拒听、民怨沸腾，于是北非及中东出现连串的民众诉求。全球一体化，没有兑现佛里曼 (Thomas L. Friedman) 那种乐观的看法 （《世界是平的》），倒是贫富两极化加剧恶化。
政治领袖或教会领袖，要「取信于民」，才能发挥合乎民众期望的领导。曾俊华慌忙扑火，急改推出的财政预算案；港人要问：「为何财政预算案推出前的谘询，不能充分反映民意？」香港特区政府高官施政，原来是闭门造车，听取所谓专家学者的意见，也不一定明白大众的感受，两者的差距，我们需要正视，否则类似的施政落差将陆续有来。
领袖的「信誉」（credibility）什为重要，比较温家宝与曾俊华二人，前者在民众中享有良好的信任，至少总理知道每天物价上落；后者则不知粟米斑块饭多少钱，回收烂方案而信誉扫地。
研究领导学的贾德勒（John Gardner）指出 :「大多数有问题的组织是因为滋生出一种功能性盲目，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它们的癥结并不在于无法解决问题，而是根本看不见问题。」这正是当今在位掌权者易犯的毛病，笔者也不例外。
领袖要了解个人活在多元价值的社群里，持份者之间对公共政策自然有不同意见，因此领袖须要求同存异，建立开放兼听的文化，保持良好的沟通，促进整体的关怀及信任。当施政者只以「理性技术」分析问题，可能群众需要感受的是官长的温情与关爱；在上的永远为我们长远着想，在下的却忧虑明天米价是多少；有资产的建议要未雨绸缪、作好储备，穷人则要应付三餐而无多馀钱可积蓄。官长或学者的价值取向，正与劳苦大众存在深层次矛盾；要正视问题所在，官长不能事事以「冷理性」（这正是技术官员的强项）来解决事情；有时民众需要可见得到的温情与人性。
倘若领袖不肯承认社群的多元，接受各有所好，仍以旧有思维一刀切来施政，必然阻力重重。现今社会或堂会，不再是由领袖决定了一切「对」的价值，就能由上至下来执行；领袖要真心虚心，听取民意（不是官长或教牧有了立场，然后制造或玩弄民意来支持），了解民情，才能取信于民。
信誉的建立，须经年累月而来；人民不会跟随一位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领袖，领袖要先取得民心，关键不是领袖要信任人民，乃是人民理解他（或她）们所跟随的领袖是否值得信赖？惟有领袖实践其宣讲的信念，透过跟随者的明辨判断，赋予信任，领袖能重视「民之所往」而得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