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時代，厲王荒淫殘暴，橫征暴斂；百姓由於不堪重負，以致天怨人怒，國家統治岌岌可危。大臣召公虎就此事向厲王勸諫：「陛下目前的統治方式，人民已難以接受，才會出現人民怨聲載道，你要反省怎樣施政，人民才會沒有怨言？」厲王聽後，反倒行逆施，命令大臣衛巫監視國人，一旦發現誰人敢抨擊朝政，一於格殺勿論。這樣一來，全國均沒人敢說話了，道上遇見熟人，也只能用眼神打個招呼。
厲王對新施行的政策非常滿意，洋洋得意地對召公虎說：「你看，現在我不是讓怨言消失了嗎！」召公虎說：「這不是再沒有了怨言，而是百姓迫於嚴刑不敢說真話了。你這樣做，猶如用物品把河水堵住，非常危險，水堵到一定時候就會潰堤，一旦決口，肯定會造成傷亡。善於治水的領袖把水疏導，使水流暢通，治理國家同樣放開言禁，使百姓暢所欲言。就以治國而言，大臣應該當面進諫，百姓應該把問題反映，然後天子再斟酌處理，這樣才會把國家治好。現在你強行堵住百姓的嘴，讓人民默認你的錯誤行為，恐怕大王你正在火山口上跳舞，情勢已經很危險了！」然而厲王依然不聽，過了三年，國家出現了人民革命，結果厲王流放到彘地去了。《呂氏春秋達鬱》
歷史正在不斷重複，當民意拒聽、民怨沸騰，於是北非及中東出現連串的民眾訴求。全球一體化，沒有兌現佛里曼 (Thomas L. Friedman) 那種樂觀的看法 （《世界是平的》），倒是貧富兩極化加劇惡化。
政治領袖或教會領袖，要「取信於民」，才能發揮合乎民眾期望的領導。曾俊華慌忙撲火，急改推出的財政預算案；港人要問：「為何財政預算案推出前的諮詢，不能充分反映民意？」香港特區政府高官施政，原來是閉門造車，聽取所謂專家學者的意見，也不一定明白大眾的感受，兩者的差距，我們需要正視，否則類似的施政落差將陸續有來。
領袖的「信譽」（credibility）甚為重要，比較溫家寶與曾俊華二人，前者在民眾中享有良好的信任，至少總理知道每天物價上落；後者則不知粟米斑塊飯多少錢，回收爛方案而信譽掃地。
研究領導學的賈德勒（John Gardner）指出 :「大多數有問題的組織是因為滋生出一種功能性盲目，看不見自己的缺點。它們的癥結並不在於無法解決問題，而是根本看不見問題。」這正是當今在位掌權者易犯的毛病，筆者也不例外。
領袖要了解個人活在多元價值的社群裡，持份者之間對公共政策自然有不同意見，因此領袖須要求同存異，建立開放兼聽的文化，保持良好的溝通，促進整體的關懷及信任。當施政者只以「理性技術」分析問題，可能群眾需要感受的是官長的溫情與關愛；在上的永遠為我們長遠著想，在下的卻憂慮明天米價是多少；有資產的建議要未雨綢繆、作好儲備，窮人則要應付三餐而無多餘錢可積蓄。官長或學者的價值取向，正與勞苦大眾存在深層次矛盾；要正視問題所在，官長不能事事以「冷理性」（這正是技術官員的強項）來解決事情；有時民眾需要可見得到的溫情與人性。
倘若領袖不肯承認社群的多元，接受各有所好，仍以舊有思維一刀切來施政，必然阻力重重。現今社會或堂會，不再是由領袖決定了一切「對」的價值，就能由上至下來執行；領袖要真心虛心，聽取民意（不是官長或教牧有了立場，然後製造或玩弄民意來支持），了解民情，才能取信於民。
信譽的建立，須經年累月而來；人民不會跟隨一位不知自己在做甚麼的領袖，領袖要先取得民心，關鍵不是領袖要信任人民，乃是人民理解他（或她）們所跟隨的領袖是否值得信賴？惟有領袖實踐其宣講的信念，透過跟隨者的明辨判斷，賦予信任，領袖能重視「民之所往」而得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