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时代论坛》合办，宣道会北角堂社关部协办的「和平‧崛起──由诺贝尔和平奖到刘晓波的信仰视域」讲座，已于十二月八日晚假宣道会北角堂举行，由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中大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兼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长邢福增主讲，并由《时代论坛》总编辑罗民威主持，超过一百六十人参与。程翔分析，随着中共高层正思考关于政治变革问题，刘晓波获奖将有助中国民主发展；邢福增则分析刘晓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其思想与十字架隐喻的关系──由早期批判传统的十字架，至六四后成后自我批判的参照，进而在本世纪初视十字架的基督为人间精神的实在，引领入进入心灵超越以至非暴力反暴政的践行。

程翔：和平奖与温总吁政治改革

程翔指，刘晓波的〈○八宪章〉总结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七六年间的严重错误，而提出一个解救的办法。他认为，〈○八宪章〉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纲领性地提出对各方面的民主化改革，并且总结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及看法。他表示，中共对〈○八宪章〉非常忌惮，在于它是代表性地表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诉求，而且这种政治效果是无坚不摧的。

程翔认为，中共一直对〈○八宪章〉镇压、对宪章签署人的监管、对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挪威政府以至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使刘晓波获颁和平奖，显得实至名归，亦使该宪章的内容及精神在各地广泛传播，什至在中国境内出现阅读该宪章的热潮。

另外，程翔分析，中国党内高层现正值思考关于政治改革问题（包括温家宝总理在两个月来八次公开呼吁要政治改革），出现某程度的「松动」迹象，而此时刘晓波获颁和平奖，使落实中国政治改革的信息传至中国不同地方，这将大力推动中国民主发展。他扬言，中国民主改革的曙光已经初现。

不过，程翔强调，从中国就和平奖的颁发对国际社会的施压可见，中国强大未必会是国际社会之福，什至可能迫使国际社会改变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准则。他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一党专政的顽疾在未来会否得到根治。

邢福增：十架隐喻与刘晓波

邢福增则分享刘晓波思想与十字架隐喻的关系。他分析，在刘晓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至九十年代初，十字架对于刘晓波，具浓厚的象征意义──在其早期所体现的十字架及上帝，反映其主关心的，乃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否定，「毋庸置疑，这位『黑马』内心深处，仍深深烙下『救世主』的心态与印记。这种心态，在六四期间成为刘晓波的思想及行动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邢福增说，六四前刘晓波登上纽约航班回国时，其「英雄梦」被挑起来，视自己为十架上的殉难者，但这个殉难者是「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就如刘晓波当时认为「英雄梦」所付的代价不大，至少他没想到会坐监。

十架与自我忏悔

邢福增续指，刘晓波在六四被捕后，拒绝认罪，既因为这是背叛自己及六四死难者，同时也想保持自己「英雄式的公众形象」；但一九九一年，刘晓波获释后，面对极大的挣扎──为自己的悔罪而悔恨。刘晓波在面对自己的公众形象，而又不想付出代价时，不禁问道：「这就是英雄？」邢福增分析，六四后，刘晓波坦诚面对自己，挖入自己内心，而此时所体认的基督教的十字架及上帝，就成为他一种自我批判的参照，教他成为诚实面对自我的忏悔者。

十架与民间变革

邢福增分析，刘晓波对基督教思想的欣赏，不在基督教对制度上的宪政建立的重要性，而是视为一种资源，在心灵上对人精神的更新以至推动非暴力反暴政的运动。邢福增说，刘晓波在二○○三年曾表示，中国的现代转型必不然要有基督教伦理的支持，「而看他近十年的其他文章，我会认为，刘晓波去找自己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就是在民间推动中国的变革。」邢福增解释，这与他过去认为变革是一蹴即就，或全盘否定传统实不相同，而是透过个人心灵的超越、民间公民社会的建立的漫长凝聚与坚持，从而达致中国社会以至体制上的改革。「可见刘晓波除了关注宪政的设计，他对人的心灵、尊严与自由的肯定，是受到基督教思想所影响。」邢福增说。

「刘晓波在二○○三年曾说：『虽然我不是信徒，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基督教。』在二○○五年，他又形容，自己是『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视上帝为『绝非虚幻的救主而是人间的精神实在』。」邢福增说，这些皆反映出一直以来基督信仰在刘晓波的思想扮演很重要的位置。

在回应台下发问时，程翔强调，完全认同余杰所指「温家宝是影帝」，不觉得温总是有意做政治改革的，不过温总毕竟打开一扇窗口，允许民间讨论有关改革问题。至于香港教会在中国民主进程的参与空间，程翔表示，为自己对有关问题的学养理解不多而感到惭愧，但他记得在狱中读圣经时，发觉圣经经常出现「公义」二字，相信公义是信徒的目标，亦是力量的完全，因此他希望信徒不要只关注经济不公义，亦要关心政治的不公义；而邢福增说，香港教会及信徒要好好发挥作为公民性的角色，使公民社会更为成熟，什至与不同信徒一同合作，参与其中，并且透过与国内教会团体的交流，在不同层面上分享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