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時代論壇》合辦，宣道會北角堂社關部協辦的「和平‧崛起──由諾貝爾和平獎到劉曉波的信仰視域」講座，已於十二月八日晚假宣道會北角堂舉行，由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程翔、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兼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邢福增主講，並由《時代論壇》總編輯羅民威主持，超過一百六十人參與。程翔分析，隨著中共高層正思考關於政治變革問題，劉曉波獲獎將有助中國民主發展；邢福增則分析劉曉波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其思想與十字架隱喻的關係──由早期批判傳統的十字架，至六四後成後自我批判的參照，進而在本世紀初視十字架的基督為人間精神的實在，引領入進入心靈超越以至非暴力反暴政的踐行。

程翔：和平獎與溫總籲政治改革

程翔指，劉曉波的〈○八憲章〉總結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七六年間的嚴重錯誤，而提出一個解救的辦法。他認為，〈○八憲章〉的獨特之處，在於其綱領性地提出對各方面的民主化改革，並且總結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及看法。他表示，中共對〈○八憲章〉非常忌憚，在於它是代表性地表達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訴求，而且這種政治效果是無堅不摧的。

程翔認為，中共一直對〈○八憲章〉鎮壓、對憲章簽署人的監管、對今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挪威政府以至國際社會施加的壓力，使劉曉波獲頒和平獎，顯得實至名歸，亦使該憲章的內容及精神在各地廣泛傳播，甚至在中國境內出現閱讀該憲章的熱潮。

另外，程翔分析，中國黨內高層現正值思考關於政治改革問題（包括溫家寶總理在兩個月來八次公開呼籲要政治改革），出現某程度的「鬆動」跡象，而此時劉曉波獲頒和平獎，使落實中國政治改革的信息傳至中國不同地方，這將大力推動中國民主發展。他揚言，中國民主改革的曙光已經初現。

不過，程翔強調，從中國就和平獎的頒發對國際社會的施壓可見，中國強大未必會是國際社會之福，甚至可能迫使國際社會改變人與人交往的最基本的準則。他認為，關鍵在於中國一黨專政的頑疾在未來會否得到根治。

邢福增：十架隱喻與劉曉波

邢福增則分享劉曉波思想與十字架隱喻的關係。他分析，在劉曉波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至九十年代初，十字架對於劉曉波，具濃厚的象徵意義──在其早期所體現的十字架及上帝，反映其主關心的，乃是全盤西化，也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否定，「毋庸置疑，這位『黑馬』內心深處，仍深深烙下『救世主』的心態與印記。這種心態，在六四期間成為劉曉波的思想及行動背後的重要推動力。」邢福增說，六四前劉曉波登上紐約航班回國時，其「英雄夢」被挑起來，視自己為十架上的殉難者，但這個殉難者是「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就如劉曉波當時認為「英雄夢」所付的代價不大，至少他沒想到會坐監。

十架與自我懺悔

邢福增續指，劉曉波在六四被捕後，拒絕認罪，既因為這是背叛自己及六四死難者，同時也想保持自己「英雄式的公眾形象」；但一九九一年，劉曉波獲釋後，面對極大的掙扎──為自己的悔罪而悔恨。劉曉波在面對自己的公眾形象，而又不想付出代價時，不禁問道：「這就是英雄？」邢福增分析，六四後，劉曉波坦誠面對自己，挖入自己內心，而此時所體認的基督教的十字架及上帝，就成為他一種自我批判的參照，教他成為誠實面對自我的懺悔者。

十架與民間變革

邢福增分析，劉曉波對基督教思想的欣賞，不在基督教對制度上的憲政建立的重要性，而是視為一種資源，在心靈上對人精神的更新以至推動非暴力反暴政的運動。邢福增說，劉曉波在二○○三年曾表示，中國的現代轉型必不然要有基督教倫理的支持，「而看他近十年的其他文章，我會認為，劉曉波去找自己的十字架，這十字架就是在民間推動中國的變革。」邢福增解釋，這與他過去認為變革是一蹴即就，或全盤否定傳統實不相同，而是透過個人心靈的超越、民間公民社會的建立的漫長凝聚與堅持，從而達致中國社會以至體制上的改革。「可見劉曉波除了關注憲政的設計，他對人的心靈、尊嚴與自由的肯定，是受到基督教思想所影響。」邢福增說。

「劉曉波在二○○三年曾說：『雖然我不是信徒，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基督教。』在二○○五年，他又形容，自己是『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義者』，視上帝為『絕非虛幻的救主而是人間的精神實在』。」邢福增說，這些皆反映出一直以來基督信仰在劉曉波的思想扮演很重要的位置。

在回應台下發問時，程翔強調，完全認同余杰所指「溫家寶是影帝」，不覺得溫總是有意做政治改革的，不過溫總畢竟打開一扇窗口，允許民間討論有關改革問題。至於香港教會在中國民主進程的參與空間，程翔表示，為自己對有關問題的學養理解不多而感到慚愧，但他記得在獄中讀聖經時，發覺聖經經常出現「公義」二字，相信公義是信徒的目標，亦是力量的完全，因此他希望信徒不要只關注經濟不公義，亦要關心政治的不公義；而邢福增說，香港教會及信徒要好好發揮作為公民性的角色，使公民社會更為成熟，甚至與不同信徒一同合作，參與其中，並且透過與國內教會團體的交流，在不同層面上分享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