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第二阶段谘询文件，将于一月七日完成谘询。建议核心是推行自愿医疗保障计划。究竟医疗保检是否医疗改革的出路？究竟自愿医疗保障计划的隐忧是什么？已于十二月四日举行的「还可以病吗？」医疗政策研讨会，请来关怀香港召集人郭家麒医生、浸大社工系主任黄昌荣博士、社区组织协会病人权益干事彭鸿昌主讲，探讨以上问题。研讨会由基督徒学会、基督教协进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多个教会团体合办，约二十多人出席。
郭家麒医生批评回归前后三十多年的医疗检讨，主题根本只是政府减少开支，减少承担。他回顾了八十年代以降近五次医疗政策检讨，指出了医疗开支角力的历史：港英政府在八十年和九十年代的政策检讨，包括成立医管局以控制开支，最后都因为港英政府避免过渡期社会动盪，所以稳住了医疗开支﹔回归后董建华政府倡议强制供款，最后社会反对而搁置﹔而最近的改革，郭家麒便指出自愿供款是「再包装」，医疗改革依旧是削减开支：「第二次谘询只谈医疗融资，第一次谘询谈的基层医疗也成了包装。」
在削减开支之下，郭家麒对第二阶段谘询建议的批评，可总括成「用者负不起，钱进商家袋，政府没承担」：
一、用者负不起。郭家麒指出：「现时使用医院服务有80％是65岁以上人士，保费将是＄6710（是为不设免赔额供款以及未计算佣金和其他购置成本）﹔其中70％是长期病患者，即要多付三倍，变成二万多元的保费。很多医院使用者根本负不起。对公屋户而言，若以＄18000为家庭入息，便要把入息的4.7％花在医保，还未计算政府数据不尽不实，以及家庭入息不足＄18000。」
「到了203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香港人口四分一，加上通货膨胀大概成本胀一倍，到时的医疗开支又打算依赖医保解决？政府根本没考虑服务提升，没考虑长远。」
二、钱进商家袋。「按现时发展，五至十年后到公立医院将由保险付全数，到了二十年后当政府不用以很多利得税收支撑医疗开支，便可减利得税，商家便大大得益。再加上有了自愿医保，私营机构大有理由减少为员工购买保险。因此商界便成了医改的既得利益者。
至于市民的供款多少用在行政费，郭家麒更斥政府骗市民「落搭」：「只有5％用在行政费是不可能的。参考美国现时用在行政的费用是30％，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就算成功，也只有15％。如果香港政府可做到5％已经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政府没承担。郭家麒批评，政府常常强调医疗开支高昂：「04年丹麦医疗开支估整体开支82.6％，法国是75.9％﹔被视为问题多多的美国占44.9％。而香港，竟然只有14.9%！」郭家麒总结指，公共医疗是公共政策，没可能走私有化道路，更没可能由市民承担成本。当国内都以香港医疗体制为参考对象，国内医生都奇怪问他：「为何要改革？」他希望政府不要开倒车，好好承担公共医疗责任。
自愿医疗保障计划是不归路
黄昌荣指，公共医疗不单医院制度，但政府在住院以外的支援更乏善足陈：「人的健康也包括房屋、教育等，再仔细一点便是半正规医疗如中医、家庭照顾。根本出院后大约70％病人由家中女性照顾。」
他提到不同制度：「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花钱直接照顾病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但政府基本把公共医疗责任和开支层压式推向个人身上，所以医疗保障根本充满阶级不平等﹔西欧国家是社会保险，是『钱跟着病人走』，病人可灵活按病情选择，如果不能支付政府会出钱资助。在英国，便有详尽的家庭医生名单，一方面引发竞争加强基础医疗质素，另一方面政府也资助家庭医生，使家庭医生可以更仔细协助病人更准确地寻求延伸医疗照顾。」他批评香港现在希望推行的医保，是与虎谋皮：「不能老想着由私人市场拿钱代替政府的公共责任。」
黄昌荣又认为现时的医疗改革，正走向不归路：「一是激起社会抵抗。六十年代起医疗被政府和商界视为社会薪酬，因市民健康可换来劳动力。现时医疗发展则跟劳动脱勾，跟高利润挂帅。」他认为后果是社会根基动摇。不归路的第二个原因，是个人和家庭矛盾更大：「可能更多人不能照顾老父母，使家庭破裂。政府支援是家做单位，但钱却是个人付出，未成家立室的年青人就更没有能力照顾父母和自己。」黄昌荣建议，九十年代已开始谘询的基层医疗策略，应该要推行。
香港应发展基层医疗
彭鸿昌介绍「基层医疗」的构念：「不同有病便进院一两次，基层医疗讲求医生病人稳定的关系，又动员社工、护士、社区组织的力量作健康保障。」基层医疗有四个层面：一、教育：在社区教授医疗知识，帮助人养成良好生活和卫生习惯。二、预防：如有身体开始不妥，应如何留意起居饮食。三、治疗：生病便由家庭医生作基本治疗，再判断是否转介。而不是任由病人有事便到医院或专科。四、服康：病愈后如何照料身体，例如糖尿病愈而失明者，在社区如何适应。
他指出强化基本医疗的好处：「在外国的情况，家庭医生人数多12%，整体健康状况便上升4%，住院需求也减低。同样家庭医生人口比例高，医疗开支也下降。」而家庭医生比例多过专科医生的地方，健康状况也比任由病人自选专科医生好。彭鸿昌认为，香港人对专科医生依赖太大，闹市中专科医生多得整栋大厦也有专科诊所。他解释，如果病人自己判断错，可能看多几种专科也不行。反之家庭医生有病历、家族病史，病情掌握反而更高效。
彭鸿昌指出，香港在九○年曾成立基层健康服务报告小组，提出一百二十种建议，落实的大多为成立健康中心、长者中心，没做的是成立基层健康管理局，每区运作统筹，强化基层医疗。他认为基层医疗没有好好发展，形成住院需求大增。他指出，基层医疗工作小组今年七月报告，虽然也成立医管局基层医疗办公室，可是他批评只是把专科部分服务外放或下放，到头来也只顾治疗，不理其他环节。
最后他评论自愿医保对基层医疗影响，是专科、住院服务为本的想法仍没有改变，到头来只会更多医生从事专科，更病人不注重预防。
台下听众询问，家庭医生定义为何？是否等如私家医生。郭家麒指，香港有约6000名私家医生，只有247名是家庭医学院士，但他认为不一定有院士学位才算家庭医生。他指出因为大学和行业的权斗，家庭医学院士学额很少，而且也要二至七年多的训练，对医生来说很困难，而政府也没刻意解决问题。他补充家庭医生讲求跟病人的稳定关系，在英国，政策更不容病人随便转家庭医生。他又谓基层医疗在香港很难发展，因公立医院也看「业绩」，就是拨款是考虑住院人数、住院长短。彭鸿昌建议放松家庭医生定义，包括大学开办更多文凭家庭医生训练，帮助基层医疗发展。
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批评
研讨会开始前还播放了麦可摩尔执导的纪录片《美国清一Sick档案》。影片讲述了几个美国公民在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下，得不到治疗：其中一位妇女患了宫颈癌，要跟加拿大的朋友假结婚，才在加拿大的免费医疗制度得到医治；另外几位在九一一恐袭任志愿者的「美国英雄」，事后得了严重的呼吸病，最后要导演带他们跑到被美国政府称为「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古巴求诊，竟然只登记了姓名和出生日期便可得到免费诊治；而在美国卖125美元的药，在古巴只卖5仙。台下观众分享观后感时表达对香港要跟随美国制度的忧心，又谓自己买了二十多年保险，指出细节难掌握，随时「有得供无得保」。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