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道神学院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神学系助理教授
伦敦大学英皇学院哲学博士

　　笔者考虑了很久才能下决心写成这文章，最主要是相信以下的内容，会是一个各方不讨好的分析，令各方面都不满意。不过，笔者既然从事中国教会研究，提出一些看法让大家参考应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写下它。

　　中国家庭教会不能出席洛桑会议这次事件，其实反映了中国家庭教会、三自教会、香港教会以及中国政府四方面的思想及行为取态，是我们在推进中国教会发展及改善政教关系时需要注意的。

　　中国家庭教会是整件事件最受关注的一方。网上资料显示，中国家庭教会参与会议的开始是这样的：「二○○七年国际洛桑找到我们国内牧者，表达了第三届洛桑会议邀请中国教牧同工的愿望。二○○八年三月，二十多位中国教会牧者在香港与洛桑主席道格（Doug Birdsall）会面，了解洛桑会议并探讨中国教会参加洛桑会议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当时大部分国内的参会者表达中国教会有必要参加洛桑会议，并表达参会的意愿。此后，二○○八年八月成立策划小组，策划并联络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同工，二○○八年九月成立了二○一○年洛桑会议中国筹委会，由将近二十位的同工组成。」¹ 由于国际洛桑接触的是家庭教会领袖，而又将中国代表的选拔权完全委予这些同工，在现存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历史挫伤关系，以及他们仍未被政府承认合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家庭教会的领袖何以「决定参加二○一○年洛桑会议的中国教会同工主体为家庭教会的教牧同工及专项事工同工」。² 对家庭教会的情况而言，他们只是作出了自身最自然的抉择（我们也可以想像当政教关系未改善的时候，他们仍会这样选择）。

　　但国际洛桑在选择代表的问题上以这思考模式为开始，反映了他们不了解中国现在的政教关系矛盾，以及三自与家庭教会的矛盾，并一开始便将家庭教会置于一个高度风险的处境里。笔者认同胡志伟牧师的观察：「这次内地教会信徒不能赴会，政府有其责任，但笔者认为主办者有更大的责任，就是『无知与成见』带来行动的失误。在美国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下，西方福音派偏爱以『逼害的教会』作其论述……伯兹奥尔应该表示致歉，因他们处理失当而导致了政治方面的干预。为何家庭教会早于二○○八年已进行筹备，而三自教会却于今年五月才发出邀请？……这一方面是说明国际洛桑所代表的一些西方意见，他们其实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³ 这说明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与渐进改变不了解，并且对国内的固有矛盾，往往因为观点与成见，而不会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另外，这同时也说明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中，虽然取得重大的成就，但在「软实力」的发展及话语权的取得中，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笔者相信这方面的成果也不是政府行为完全能达成的（因为对不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他们也会怀疑这只是政府的一面之辞），国家需要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去介绍其「软实力」的情况。

　　让我们转过来看家庭教会出席洛桑会议的目标。他们表示：希望表达中国教会成长及事奉的信仰心志。不过若我们细心观察，他们其实也有着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心态──（一）希望透过对外接触来更新自己的活力，缓解内部积累的矛盾，并且更新发展；⁴ （二）希望能与西方交流；⁵ （三）希望从与西方的交流中，建立中国教会在西方的认受性。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家庭教会的心态，也是在折射中国在改革开放起飞以后，国人对中华民族兴起及融入西方的共同愿景。家庭教会决定「资助一百位邻国（三分之二）和非洲国家（三分之一）的参会者所需的费用」这举动，并强调「此举大大激励了斯里兰卡教会和印度教会，他们也决定自行承担费用，并且资助邻国的牧者参会」，⁷ 正好反映一般中国国民希望展示其民族自强的意愿。所以，若他们能出席，笔者相信他们应会强调中国教会是「好样」的，而不会以政教问题为焦点。

　　另外，家庭教会内部，其实明白参与洛桑会议会将遭遇到困难，而他们之间对政府及三自教会的取态也是有所不同的。国内的其中一位参会代表王文锋，便指出家庭教会存在：坦荡派、谨慎派、激进派、和谐派、低调派。总的而言，除了激进派，其他派别也是愿意在不同的程度上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而和谐派更愿意与三自及政府展开合作关系，笔者认为这是政府在处理政教关系时不可不注意的：「一、坦荡派……该派牧者都愿意沟通和对话，他们非常愿意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的沟通，也非常希望政府部门能颁发更合理的宗教政策，不过，他们始终坚持信仰应该要有更独立的身份，即政教关系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关系。如果在对话方面没有取得进展，那他们也不会轻易做出妥协……二、谨慎派。此派的立场是：需要谨慎面对开普敦的会议，他们非常希望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他们的态度很谨慎，或者说非常善于权衡利弊。此派牧者的做法首先考虑的不是牧会的理念而是事工本身，也就是说他们面对环境时不是不考虑历史的使命，而是首先会考虑事工会否受影响……三、激进派。此派的立场是：积极参加开普敦会议，他们在信仰原则上与"坦荡派"趋于一致，不过他们更愿意以实际行动来对抗当局阻止洛桑赴会者的举动，他们什至希望通过洛桑会议事件这一机会来展开维权的行动……〔四、〕和谐派，指的是一些对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之关系不敏感以及与政府部门保持和谐关系的教会或牧者……五、低调派。此派的立场是：对于洛桑会议不抱有任何的想法，不管会议的意义和价值如何，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非常安于现状，不希望在现有的事工状态和牧会情形里带入任何的变化和更新。他们对于参加洛桑会议的任何赴会者都持负面评价，他们认为参加这样的会议无异于『自投罗网』……他们对政府部门时常是忍声吞气，但对主内持其他观点和立场的群体却时常会随意论断和攻击，因此低调派尤其需要避免的是『对外低调、对内高调』。」⁸ 事实上，家庭教会领袖也在面对媒体时，显示出善意。例如刘官在接受《明报》访问时，特意强调：「员警态度良好，双方并无冲突」。⁹ 笔者想像，自己若面对同样事件的时候，也未能如此正面面对。笔者在洛桑会后接到一位家庭教会领袖的随笔，也没有提及半句对政府的不满，只是感谢人们对中国教会的爱护及注意，其温和的程度，也是令我意外的。我们也需要注意，即或是所谓激进派的激进，也只是希望「展开维权的行动」而已。

　　不过，政府现在的做法，不幸正中一些希望鼓吹中国仍在「逼害」教会的人下怀。虽然与过去历史中的各种运动相比，家庭教会领袖现在所遭遇的是温和了很多，但按一般民众的标准，仍是非常不理想的。香港主流的报章如《南华早报》、《明报》及《苹果日报》报导了代表受阻的情况，西方英文媒体更有将家庭教会与刘晓波的问题混为一谈。¹⁰ 有境外媒体详细报导，准备出席洛桑会议的家庭教会代表，自九月起便发生多起的被海关拦阻出境，没收护照的事件。其中有一些在家门前已被拦阻外出，更有一些人「被行政拘留十五天」，「被公安人员监管三天，虽然可以与外界联系，但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十几位派出所、居委会和随从他们来的人拦截在家门口，并进行强行拦阻，造成肢体上的伤害，手臂和腰部有多处轻伤」，「被强行送回」，「被六人抬起，拖行百馀米，强行塞入车内驶离机场……腿部受伤」，「在家被严密监控」。¹¹ 当我们读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对遭遇这些状况的弟兄姊妹产生同情之心，也不会认为这是按现代社会标准可以接受的。并且在会后，境外收到有关洛桑会议代表被迫辞去公务员职位的消息，更令人觉得政府的措施过于严厉。¹² 再加上境外有关一些基督徒维权人士（如余杰及范亚峰）九月份以后遭长时期软禁的报导，¹³ 即或愿意抱中国家庭教会问题尚需时间解决的思维去理解现在矛盾的人，也不敢对政府的行动有所辩护，因为有关行动的侵犯性实在强烈。平民百姓很难理解政府因为洛桑会议筹备方「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而禁制本国公民的做法的。

　　什至，若我们希望强调教会出席洛桑的信仰意涵，进而表达它不是一种政治活动或表态，也会被认为是不顾公义的。例如当蔡元云医生强调洛桑会议是福音会议，与政治无关，华人教会也偏向政教分离，不是要搞「反华势力」，便被评论者评为：「一个缺乏抗争精神、丧失公义诉求的基督徒群体，必然会豢养一个没有品格底线、缺乏公义的政府存在……恰好读到香港蔡元云医生接受香港时代论坛采访介绍洛桑福音大会时的一个表态……此种表态我们大不可惊讶，那些出于自保而漠视或排挤异议人士或维权群体的教会，面对这样的评价无须辩解只能忏悔。」¹⁴ 以蔡医生的年纪及社会地位，他并不需要自保，但在这情况下作何种辩解而不向政府发出呼声，都是不讨好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想的是，这次事件对家庭教会与政府及三自教会有何影响呢？

　　对家庭教会而言，笔者认为不能出席洛桑会议并不会影响家庭教会的发展。因为到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已是一个不能被否认及忽视的社会群体。她其实也如中国社会的其他群体及层面一样，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这是内部的动力的使然，而与西方的福音会议无关。如此，出席洛桑会议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而非实质性的事件。我们可相信中国家庭教会将继续发展壮大。另外，这次会议令不少教会领袖在面对受阻时表现出有节有理的精神，他们将会进一步取得信徒的尊敬。对信徒而言，若教会领袖是因为信仰而遭受困阻，他们便是「为主受苦」，这是极好的信仰见证。这事件最负面的影响，是危害家庭教会与政府相对温和的互动关系。正如前述，若政府就洛桑会议的反制行动，不因会议的结束而放松，家庭教会不满有关行动的人也会愈来愈多，鼓吹温和路线的领袖是否能顺利引导信众采取忍耐的态度便成疑问。

　　或许最实际的事情，是家庭教会在这里看见，政府在处理其与三自教会的底线：就是在国际的场合或国内的处境，三自教会不能被排除在外。但这对家庭教会而言，它其实是一个神学及信仰理想的问题，而非政治的问题。英国在十六世纪的清教徒便有对圣公会敌视的历史，但他们最初，是一种信仰理想及神学理念的实践，而非敌对政府。若政府太在意其支持的教会是不是在神学上被那些「异见」人士接纳，并认为不接纳有关教会便是不接纳政府，则是对基督新教的教会观有所误会。并且，历史告诉我们，英国政府对清教徒分离派的压迫，最后真的将他们的神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造成分离派与政府的对立，这是今天政府应避免的。笔者认为，对较保守的家庭教会而言，要他们承认三自教会的存在，而不认同其神学，并与之区别，是相对可行的。但即是这样，他们仍是不会，也没有义务在国际间为三自教会争取地位的。并且，他们一路走来已是在受压之下成长的，政府的「底线」，他们应不会故意牴触，但也不会有太大的诱因去处理他们与三自教会的「全面关系正常化」。

　　不过，若家庭教会真的希望能被予以合法化，他们却不能漠视政府的底线。家庭教会或许需要借镜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非国家教会的经验及神学，处理自身与国家教会的关系。笔者相信，这将直接影响着政府处理家庭教会的思考──我们很难想像政府会在家庭教会完全否定三自教会的情况下，容许他们合法登记。

　　反而，笔者认为，海外华人教会（特别是香港教会）在这里有他们的角色。香港教会因着地缘及血缘的关系，与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有频繁的接触。并且，大部分的香港教会都抱持开放的态度，同时与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交往，促进信仰的成长，发展教会的事工。香港教会也明白三自及家庭教会的处境，并愿意接纳愿意持守信仰，忠心服侍的不同背景同工。笔者认为这是当前政教关系的一个折衷点，我们可以是一个平台，以事工及信仰活动，展开双方的互动及了解，从而疏解这历史矛盾。香港由于其地位特殊，它也与西方教会及文化有相当高度的接轨，若政府的底线是三自教会应出席重要的场合，这应是香港教会可以达成的。不过，若政府是希望三自教会包揽地「代表」中国教会，则这在基督教信仰中很难实践的。因为基督新教的神学，自马丁路德始便有着不同派别与多元的传统，即或是国教的英国圣公会，也不能完全地代表英国教会。三自教会可以是中国教会的一个代表，但不会是唯一的，这是神学而非政治问题。并且，据笔者所知，香港在洛桑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中尝试纠正海外对中国教会的处境的误解，并且缓和代表不能出席引起的紧张情况，起了不少的作用。这或许也说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不过，笔者也希望香港的教会领袖，能如香港的政界及社会领袖对赵连海「结石宝宝」事件般，在国内弟兄姊妹遇到不理想待遇时，向政府表达关注及希望予以改正。这才能真正双向地缓解紧张关系，达致复和及和谐。

　　最后，三自教会在这事件其实处于最不利的情况。因为当政府动用国家力量禁制家庭教会代表出国，而理由是「组织者并未向中国基督教界的合法代表──中国基督教两会发出正式邀请」时，别人指摘它混淆信仰与政治便振振有词。作为信仰及宗教组织，最坏的情况是其信仰的高度及可信性受损和被质疑。三自教会的困难不会是出国的机会，而是如何争取普世基督徒从心底的尊重与认定。国际间非政府组织的认受性，与其在同侪之间的威望十分有关。政府这次行动，其实并不能帮忙他们建立威望。因此，未来三自教会领袖们将会面对如何建立声望的考验，这也要求他们要好好见证上帝如何在他们身上工作。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