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神學系助理教授
倫敦大學英皇學院哲學博士

　　筆者考慮了很久才能下決心寫成這文章，最主要是相信以下的內容，會是一個各方不討好的分析，令各方面都不滿意。不過，筆者既然從事中國教會研究，提出一些看法讓大家參考應是責無旁貸的，所以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寫下它。

　　中國家庭教會不能出席洛桑會議這次事件，其實反映了中國家庭教會、三自教會、香港教會以及中國政府四方面的思想及行為取態，是我們在推進中國教會發展及改善政教關係時需要注意的。

　　中國家庭教會是整件事件最受關注的一方。網上資料顯示，中國家庭教會參與會議的開始是這樣的：「二○○七年國際洛桑找到我們國內牧者，表達了第三屆洛桑會議邀請中國教牧同工的願望。二○○八年三月，二十多位中國教會牧者在香港與洛桑主席道格（Doug Birdsall）會面，瞭解洛桑會議並探討中國教會參加洛桑會議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當時大部分國內的參會者表達中國教會有必要參加洛桑會議，並表達參會的意願。此後，二○○八年八月成立策劃小組，策劃並聯絡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同工，二○○八年九月成立了二○一○年洛桑會議中國籌委會，由將近二十位的同工組成。」¹ 由於國際洛桑接觸的是家庭教會領袖，而又將中國代表的選拔權完全委予這些同工，在現存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歷史挫傷關係，以及他們仍未被政府承認合法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理解家庭教會的領袖何以「決定參加二○一○年洛桑會議的中國教會同工主體為家庭教會的教牧同工及專項事工同工」。² 對家庭教會的情況而言，他們只是作出了自身最自然的抉擇（我們也可以想像當政教關係未改善的時候，他們仍會這樣選擇）。

　　但國際洛桑在選擇代表的問題上以這思考模式為開始，反映了他們不了解中國現在的政教關係矛盾，以及三自與家庭教會的矛盾，並一開始便將家庭教會置於一個高度風險的處境裡。筆者認同胡志偉牧師的觀察：「這次內地教會信徒不能赴會，政府有其責任，但筆者認為主辦者有更大的責任，就是『無知與成見』帶來行動的失誤。在美國政治主導的意識形態下，西方福音派偏愛以『逼害的教會』作其論述……伯茲奧爾應該表示致歉，因他們處理失當而導致了政治方面的干預。為何家庭教會早於二○○八年已進行籌備，而三自教會卻於今年五月才發出邀請？……這一方面是說明國際洛桑所代表的一些西方意見，他們其實不太了解中國的國情。」³ 這說明西方對中國的發展與漸進改變不了解，並且對國內的固有矛盾，往往因為觀點與成見，而不會解決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另外，這同時也說明中國政府在經濟領域中，雖然取得重大的成就，但在「軟實力」的發展及話語權的取得中，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筆者相信這方面的成果也不是政府行為完全能達成的（因為對不理解中國的西方人來說，他們也會懷疑這只是政府的一面之辭），國家需要有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去介紹其「軟實力」的情況。

　　讓我們轉過來看家庭教會出席洛桑會議的目標。他們表示：希望表達中國教會成長及事奉的信仰心志。不過若我們細心觀察，他們其實也有著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心態──（一）希望透過對外接觸來更新自己的活力，緩解內部積累的矛盾，並且更新發展；⁴ （二）希望能與西方交流；⁵ （三）希望從與西方的交流中，建立中國教會在西方的認受性。⁶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來，家庭教會的心態，也是在折射中國在改革開放起飛以後，國人對中華民族興起及融入西方的共同願景。家庭教會決定「資助一百位鄰國（三分之二）和非洲國家（三分之一）的參會者所需的費用」這舉動，並強調「此舉大大激勵了斯里蘭卡教會和印度教會，他們也決定自行承擔費用，並且資助鄰國的牧者參會」，⁷ 正好反映一般中國國民希望展示其民族自強的意願。所以，若他們能出席，筆者相信他們應會強調中國教會是「好樣」的，而不會以政教問題為焦點。

　　另外，家庭教會內部，其實明白參與洛桑會議會將遭遇到困難，而他們之間對政府及三自教會的取態也是有所不同的。國內的其中一位參會代表王文鋒，便指出家庭教會存在：坦蕩派、謹慎派、激進派、和諧派、低調派。總的而言，除了激進派，其他派別也是願意在不同的程度上與政府保持良好的溝通關係，而和諧派更願意與三自及政府展開合作關係，筆者認為這是政府在處理政教關係時不可不注意的：「一、坦蕩派……該派牧者都願意溝通和對話，他們非常願意與政府部門進行良性的溝通，也非常希望政府部門能頒發更合理的宗教政策，不過，他們始終堅持信仰應該要有更獨立的身份，即政教關係應該要有更健康的關係。如果在對話方面沒有取得進展，那他們也不會輕易做出妥協……二、謹慎派。此派的立場是：需要謹慎面對開普敦的會議，他們非常希望參加這樣的會議，但是他們的態度很謹慎，或者說非常善於權衡利弊。此派牧者的做法首先考慮的不是牧會的理念而是事工本身，也就是說他們面對環境時不是不考慮歷史的使命，而是首先會考慮事工會否受影響……三、激進派。此派的立場是：積極參加開普敦會議，他們在信仰原則上與"坦蕩派"趨於一致，不過他們更願意以實際行動來對抗當局阻止洛桑赴會者的舉動，他們甚至希望通過洛桑會議事件這一機會來展開維權的行動……〔四、〕和諧派，指的是一些對三自教會、家庭教會之關係不敏感以及與政府部門保持和諧關係的教會或牧者……五、低調派。此派的立場是：對於洛桑會議不抱有任何的想法，不管會議的意義和價值如何，他們根本不感興趣，他們非常安於現狀，不希望在現有的事工狀態和牧會情形裡帶入任何的變化和更新。他們對於參加洛桑會議的任何赴會者都持負面評價，他們認為參加這樣的會議無異於『自投羅網』……他們對政府部門時常是忍聲吞氣，但對主內持其他觀點和立場的群體卻時常會隨意論斷和攻擊，因此低調派尤其需要避免的是『對外低調、對內高調』。」⁸ 事實上，家庭教會領袖也在面對媒體時，顯示出善意。例如劉官在接受《明報》訪問時，特意強調：「員警態度良好，雙方並無衝突」。⁹ 筆者想像，自己若面對同樣事件的時候，也未能如此正面面對。筆者在洛桑會後接到一位家庭教會領袖的隨筆，也沒有提及半句對政府的不滿，只是感謝人們對中國教會的愛護及注意，其溫和的程度，也是令我意外的。我們也需要注意，即或是所謂激進派的激進，也只是希望「展開維權的行動」而已。

　　不過，政府現在的做法，不幸正中一些希望鼓吹中國仍在「逼害」教會的人下懷。雖然與過去歷史中的各種運動相比，家庭教會領袖現在所遭遇的是溫和了很多，但按一般民眾的標準，仍是非常不理想的。香港主流的報章如《南華早報》、《明報》及《蘋果日報》報導了代表受阻的情況，西方英文媒體更有將家庭教會與劉曉波的問題混為一談。¹⁰ 有境外媒體詳細報導，準備出席洛桑會議的家庭教會代表，自九月起便發生多起的被海關攔阻出境，沒收護照的事件。其中有一些在家門前已被攔阻外出，更有一些人「被行政拘留十五天」，「被公安人員監管三天，雖然可以與外界聯繫，但沒有行動的自由」，「被十幾位派出所、居委會和隨從他們來的人攔截在家門口，並進行強行攔阻，造成肢體上的傷害，手臂和腰部有多處輕傷」，「被強行送回」，「被六人抬起，拖行百餘米，強行塞入車內駛離機場……腿部受傷」，「在家被嚴密監控」。¹¹ 當我們讀到這些情況的時候，我們不可能不對遭遇這些狀況的弟兄姊妹產生同情之心，也不會認為這是按現代社會標準可以接受的。並且在會後，境外收到有關洛桑會議代表被迫辭去公務員職位的消息，更令人覺得政府的措施過於嚴厲。¹² 再加上境外有關一些基督徒維權人士（如余杰及范亞峰）九月份以後遭長時期軟禁的報導，¹³ 即或願意抱中國家庭教會問題尚需時間解決的思維去理解現在矛盾的人，也不敢對政府的行動有所辯護，因為有關行動的侵犯性實在強烈。平民百姓很難理解政府因為洛桑會議籌備方「公然挑戰中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而禁制本國公民的做法的。

　　甚至，若我們希望強調教會出席洛桑的信仰意涵，進而表達它不是一種政治活動或表態，也會被認為是不顧公義的。例如當蔡元雲醫生強調洛桑會議是福音會議，與政治無關，華人教會也偏向政教分離，不是要搞「反華勢力」，便被評論者評為：「一個缺乏抗爭精神、喪失公義訴求的基督徒群體，必然會豢養一個沒有品格底線、缺乏公義的政府存在……恰好讀到香港蔡元雲醫生接受香港時代論壇採訪介紹洛桑福音大會時的一個表態……此種表態我們大不可驚訝，那些出於自保而漠視或排擠異議人士或維權群體的教會，面對這樣的評價無須辯解只能懺悔。」¹⁴ 以蔡醫生的年紀及社會地位，他並不需要自保，但在這情況下作何種辯解而不向政府發出呼聲，都是不討好的。

　　我們可以進一步思想的是，這次事件對家庭教會與政府及三自教會有何影響呢？

　　對家庭教會而言，筆者認為不能出席洛桑會議並不會影響家庭教會的發展。因為到今天，中國家庭教會已是一個不能被否認及忽視的社會群體。她其實也如中國社會的其他群體及層面一樣，經歷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機遇，這是內部的動力的使然，而與西方的福音會議無關。如此，出席洛桑會議只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件，而非實質性的事件。我們可相信中國家庭教會將繼續發展壯大。另外，這次會議令不少教會領袖在面對受阻時表現出有節有理的精神，他們將會進一步取得信徒的尊敬。對信徒而言，若教會領袖是因為信仰而遭受困阻，他們便是「為主受苦」，這是極好的信仰見證。這事件最負面的影響，是危害家庭教會與政府相對溫和的互動關係。正如前述，若政府就洛桑會議的反制行動，不因會議的結束而放鬆，家庭教會不滿有關行動的人也會愈來愈多，鼓吹溫和路線的領袖是否能順利引導信眾採取忍耐的態度便成疑問。

　　或許最實際的事情，是家庭教會在這裡看見，政府在處理其與三自教會的底線：就是在國際的場合或國內的處境，三自教會不能被排除在外。但這對家庭教會而言，它其實是一個神學及信仰理想的問題，而非政治的問題。英國在十六世紀的清教徒便有對聖公會敵視的歷史，但他們最初，是一種信仰理想及神學理念的實踐，而非敵對政府。若政府太在意其支持的教會是不是在神學上被那些「異見」人士接納，並認為不接納有關教會便是不接納政府，則是對基督新教的教會觀有所誤會。並且，歷史告訴我們，英國政府對清教徒分離派的壓迫，最後真的將他們的神學問題變成政治問題，造成分離派與政府的對立，這是今天政府應避免的。筆者認為，對較保守的家庭教會而言，要他們承認三自教會的存在，而不認同其神學，並與之區別，是相對可行的。但即是這樣，他們仍是不會，也沒有義務在國際間為三自教會爭取地位的。並且，他們一路走來已是在受壓之下成長的，政府的「底線」，他們應不會故意牴觸，但也不會有太大的誘因去處理他們與三自教會的「全面關係正常化」。

　　不過，若家庭教會真的希望能被予以合法化，他們卻不能漠視政府的底線。家庭教會或許需要借鏡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英國非國家教會的經驗及神學，處理自身與國家教會的關係。筆者相信，這將直接影響著政府處理家庭教會的思考──我們很難想像政府會在家庭教會完全否定三自教會的情況下，容許他們合法登記。

　　反而，筆者認為，海外華人教會（特別是香港教會）在這裡有他們的角色。香港教會因著地緣及血緣的關係，與三自教會及家庭教會有頻繁的接觸。並且，大部分的香港教會都抱持開放的態度，同時與三自教會及家庭教會交往，促進信仰的成長，發展教會的事工。香港教會也明白三自及家庭教會的處境，並願意接納願意持守信仰，忠心服侍的不同背景同工。筆者認為這是當前政教關係的一個折衷點，我們可以是一個平台，以事工及信仰活動，展開雙方的互動及了解，從而疏解這歷史矛盾。香港由於其地位特殊，它也與西方教會及文化有相當高度的接軌，若政府的底線是三自教會應出席重要的場合，這應是香港教會可以達成的。不過，若政府是希望三自教會包攬地「代表」中國教會，則這在基督教信仰中很難實踐的。因為基督新教的神學，自馬丁路德始便有著不同派別與多元的傳統，即或是國教的英國聖公會，也不能完全地代表英國教會。三自教會可以是中國教會的一個代表，但不會是唯一的，這是神學而非政治問題。並且，據筆者所知，香港在洛桑會議的代表，在會議中嘗試糾正海外對中國教會的處境的誤解，並且緩和代表不能出席引起的緊張情況，起了不少的作用。這或許也說明「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扮演著重要的橋樑作用。不過，筆者也希望香港的教會領袖，能如香港的政界及社會領袖對趙連海「結石寶寶」事件般，在國內弟兄姊妹遇到不理想待遇時，向政府表達關注及希望予以改正。這才能真正雙向地緩解緊張關係，達致復和及和諧。

　　最後，三自教會在這事件其實處於最不利的情況。因為當政府動用國家力量禁制家庭教會代表出國，而理由是「組織者並未向中國基督教界的合法代表──中國基督教兩會發出正式邀請」時，別人指摘它混淆信仰與政治便振振有詞。作為信仰及宗教組織，最壞的情況是其信仰的高度及可信性受損和被質疑。三自教會的困難不會是出國的機會，而是如何爭取普世基督徒從心底的尊重與認定。國際間非政府組織的認受性，與其在同儕之間的威望十分有關。政府這次行動，其實並不能幫忙他們建立威望。因此，未來三自教會領袖們將會面對如何建立聲望的考驗，這也要求他們要好好見證上帝如何在他們身上工作。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