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卅一日宗教改革纪念日，基督新教界都会来个回顾前瞻一番，一则纪念宗教改革先祖，二则高举圣经及耶稣基督的权威，三则关注政教关系，强调教会有不附从于政治的超然地位，或反对教皇拥有绝对无上的政治与宗教权力和地位；其实在此时此地谈宗教改革，论述者与听阅人各有其动机和诠释重点，而当年启动宗教改革的大师们亦各有其所需突破的艰难处境及所需具备的勇气智慧，有待后学者深入理解。
自十四世纪末叶起，经历约翰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英，1324-1384）、扬胡斯（Jan Hus，捷克，1372-1415）、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德，1483-1546）、慈运理（Ulrich Zwingli，瑞士，1484-1531）、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法，1509-1564）、克蓝麦（Thomas Cranmer，英，1489-1556）、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苏格兰，1505-1572）等人及其同志们共同的努力、牺牲与贡献，逐渐开创出今天教会与社会相对多元、自由和宽容的新格局。
宗教改革vs.政治改革
虽然在台湾的基督新教中，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五百年前的宗教基因本是近亲，但由于国语教会大多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乘着太平轮随国府党政军统治集团抵台，与一八六五年即入台植根，经历清廷、日本及国民政府的被统治历史经验不同，文化与政治基因更是迥然有异。
前者谈宗教改革时，往往强调政教分离，宗教不要涉及政治，若是政治干预宗教时，要多学习保罗「顺服在上执政掌权者」，连批评均属不宜的；而后者则强调教会应超越政治，应当监督政府走在上帝喜悦的道路，要学习彼得「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惜与执政者抗衡。
双方各据其理，本当相互尊重，可惜随着十年来的蓝绿两度翻盘，国台语教会也跟着两度猪羊变色、角色互换，似乎显性的宗教改革基因是会随着隐性的政治基因而随时势浮动的。
宗教改革的政治性
回顾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运动，那些带头的大师除了首先要在自身信仰上取得良心的平衡外，更需务实地面对教皇与教廷极端威权的恐怖统治，且需冒着被宗教法庭判为异教徒而处以极刑（如胡斯及克蓝麦）或终老异乡（如加尔文）的命运。
在那极权腐败、集宗教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教廷统治下，如何透过与诸多王侯贵族和广大农民的斡旋、折冲、结盟及战斗，耕耘出一片有愿景的宗教净土，绝非一般心无定见、随风摇曳的宗教政客所可能达成的。
想当年从事宗教改革运动，除了建构新的宗教国度外，还必须耐心关怀许多宗教难民出身的新成员之心灵复健，帮助他们成为上帝国度中有尊严的光荣子民，实在非常不容易。
政治改革的宗教性
在狱中刚获得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八九民运作家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而获罪被判十一年刑期，而几度声援他的基督徒作家余杰，则自十月中旬起被软禁起来。约在同时，两百多位受邀前往参加南非开普敦洛桑福音大会的中国基督徒，竟在中国境内各大机场候机室受到粗暴拦截而未能成行。
这段期间也有好几位初次来到台湾的中国基督徒朋友，十分享受并直赞台湾社会的民主、互重与宽容，我并不以为台湾完美如是，但也十分感激许多怀着近乎宗教情操从事政治改革前辈的无畏与牺牲，若非如此，我们今天可能还身陷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当中。
我们盼望上帝国度早日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当然也盼望所有上主所创造的每一生命体，皆活得有尊严、有喜乐。
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帮助了许多欧洲子民脱离腐败极权的非人性统治，深盼今日的基督徒也能取法这样的精神，帮助所有受到不公义体制所压制的人得享自由、受到困绑的人得到释放，这不也正是二千年前耶稣到成肉身来到人间的意象和使命吗？
（寄自台北。作者为台湾《旷野》杂志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