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卅一日宗教改革紀念日，基督新教界都會來個回顧前瞻一番，一則紀念宗教改革先祖，二則高舉聖經及耶穌基督的權威，三則關注政教關係，強調教會有不附從於政治的超然地位，或反對教皇擁有絕對無上的政治與宗教權力和地位；其實在此時此地談宗教改革，論述者與聽閱人各有其動機和詮釋重點，而當年啟動宗教改革的大師們亦各有其所需突破的艱難處境及所需具備的勇氣智慧，有待後學者深入理解。
自十四世紀末葉起，經歷約翰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英，1324-1384）、揚胡斯（Jan Hus，捷克，1372-1415）、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德，1483-1546）、慈運理（Ulrich Zwingli，瑞士，1484-1531）、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法，1509-1564）、克藍麥（Thomas Cranmer，英，1489-1556）、約翰諾克斯（John Knox，蘇格蘭，1505-1572）等人及其同志們共同的努力、犧牲與貢獻，逐漸開創出今天教會與社會相對多元、自由和寬容的新格局。
宗教改革vs.政治改革
雖然在台灣的基督新教中，國語教會與台語教會五百年前的宗教基因本是近親，但由於國語教會大多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後，乘著太平輪隨國府黨政軍統治集團抵台，與一八六五年即入台植根，經歷清廷、日本及國民政府的被統治歷史經驗不同，文化與政治基因更是迥然有異。
前者談宗教改革時，往往強調政教分離，宗教不要涉及政治，若是政治干預宗教時，要多學習保羅「順服在上執政掌權者」，連批評均屬不宜的；而後者則強調教會應超越政治，應當監督政府走在上帝喜悅的道路，要學習彼得「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不惜與執政者抗衡。
雙方各據其理，本當相互尊重，可惜隨著十年來的藍綠兩度翻盤，國台語教會也跟著兩度豬羊變色、角色互換，似乎顯性的宗教改革基因是會隨著隱性的政治基因而隨時勢浮動的。
宗教改革的政治性
回顧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運動，那些帶頭的大師除了首先要在自身信仰上取得良心的平衡外，更需務實地面對教皇與教廷極端威權的恐怖統治，且需冒著被宗教法庭判為異教徒而處以極刑（如胡斯及克藍麥）或終老異鄉（如加爾文）的命運。
在那極權腐敗、集宗教與政治權力於一身的教廷統治下，如何透過與諸多王侯貴族和廣大農民的斡旋、折衝、結盟及戰鬥，耕耘出一片有願景的宗教淨土，絕非一般心無定見、隨風搖曳的宗教政客所可能達成的。
想當年從事宗教改革運動，除了建構新的宗教國度外，還必須耐心關懷許多宗教難民出身的新成員之心靈復健，幫助他們成為上帝國度中有尊嚴的光榮子民，實在非常不容易。
政治改革的宗教性
在獄中剛獲得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八九民運作家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而獲罪被判十一年刑期，而幾度聲援他的基督徒作家余杰，則自十月中旬起被軟禁起來。約在同時，兩百多位受邀前往參加南非開普敦洛桑福音大會的中國基督徒，竟在中國境內各大機場候機室受到粗暴攔截而未能成行。
這段期間也有好幾位初次來到台灣的中國基督徒朋友，十分享受並直讚台灣社會的民主、互重與寬容，我並不以為台灣完美如是，但也十分感激許多懷著近乎宗教情操從事政治改革前輩的無畏與犧牲，若非如此，我們今天可能還身陷極權統治的白色恐怖當中。
我們盼望上帝國度早日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當然也盼望所有上主所創造的每一生命體，皆活得有尊嚴、有喜樂。
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幫助了許多歐洲子民脫離腐敗極權的非人性統治，深盼今日的基督徒也能取法這樣的精神，幫助所有受到不公義體制所壓制的人得享自由、受到綑綁的人得到釋放，這不也正是二千年前耶穌到成肉身來到人間的意象和使命嗎？
（寄自台北。作者為台灣《曠野》雜誌社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