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右派与右派政治

罗永生认为《宗教右派》一书的出版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从书目、作者可见宗教右派确实成为香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没有反智的香港社会，也难以有土壤使宗教界内部发生巨大的蜕变。『基右』（基督教右派）是很好的个案，让我们了解整个后九七后保守主义和右派政治的趋势。」

他又提到香港「虚拟自由主义」的性质：「晚殖民时期的专制政治，之上有所谓『虚拟的自由』。这由各种因素组成：香港属于冷战中自由世界的想象、反共传统，或更长远五四的新文化传统，及六、七十年代学运开放的性质，很容易让香港有批判性的圈子觉得将自由主义的勃兴看作习以为常，但是否真的如此巩固？九七年之后，虽然开放性不是一下子缩减，但我们面对的挑战在于面临新的、非地域性的权力构成，使香港成为新型的右翼政治──恐惧政治的人质或俘虏。这种恐惧不是九七前人们恐惧中共来临，而是整个社会失去方向；因此，我们出现了追求方向、秩序的意识。凡此种种，形成了一种广泛并潜在的状况──容易受道德恐慌唆摆。」

以理性分析回应犬儒主义

他强调分析宗教右派时，要小心仔细地指出这种种复杂的构成：「这不完全是外来力量强加于社会身上而扭曲了香港原来的社会状况，反而是香港社会内部文化恶质发展的结果。九七前较为强力的自由主义现象，可能掩盖了香港社会深远的保守性。九七前后香港兴旺的社会现象并无巩固的根，九七只提供了恐惧政治，为右派提供了反扑的基础。左右的问题是本书关心的课题，而左右的区分在政治上本来是关乎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的角力。可是今天这种新的右翼潮流，却斥诸于含糊的恐惧，对左右的内容含糊其词。」他指出在《宗教右派》书中，有些文章「釐清在香港语境之下左右在认知上的困难」、「如何定位」等等；而香港社会可从基右崛起中有所得着：「宗教问题不是教徒的问题，因为基右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特征是反智和迷信。基右也是一种犬儒主义，与社会广泛存在的无力感、放弃态度、冷漠、对事物和理性的不认真有所共鸣。针对这种犬儒主义，我们需要理性分析、细致观察、有勇气地运用理性反击，所以写书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牵连到文化上如何认真面对挑战的课题。」

他认为基右的兴起象征了中产自由主义的失败：第一、「九七前虚拟的自由主义无力建立自己成为抵御专权和蒙昧主义的巩固战线」，反而是「不断后退」；第二、「自由主义面对保守主义的不足和先天缺憾」，在自由在未成为巩固势力之前，「可能和香港人的自由散漫吻合」，而没有「将自由主义看成一种有抵抗力量的信念」；第三、「我们对于自由主义所付出的代价，是否真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如果过去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在一个虚浮的基础上，将来这阵线在香港继续发展、不断退缩并且失败之后，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

他表示，在编辑的过程中，这个现象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可见「我们所知的只是冰山一角，有更多看不见的变化」。在对宗教右派的现象有分析兴趣后，他回想过往曾有「麻痹大意」的情况，「但原来比我直觉想像的还要复杂」。他期望在这几年的讨论加深大众对议题的认识，并且明白背后有庞大的文化及组织资源，「我们不能迴避在智性和实质上进行抵抗。既然这是文化和政治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是相当逼切的，因此认识、了解、揭示这个现象，与我们所采的政治取态和下一步行动是息息相关的。」

宗教右派挪用部分女性主义

李伟仪接着分享她文章的观点，主线在于「性」，并以过往中大学生报事件为实例。「我第一次接触到宗教右派是大约二千年的时候，当时正活跃于妇女团体。当时我发现有些宗教团体和妇女团体的论述有相似的地方，包括反强暴，反对记者采访性暴力的新闻后像『作咸故』般写出案件。因此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描述宗教右派的成形。」

她指出在同性恋非刑事化通过之前，「性洁癖团体」已经有所行动，「宗教右派在当时明白到可以通过民粹式的方法，使官方、议员聆听他们的想法，这种甜头早于八十年代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们仍未有『宗教右派』这个名词，当时是『无以名状』的」。她认为宗教右派挪用了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却不认同当中对性欢愉的论述，「对性『say yes』和『say hello』是不可以的。」因此在当时的学术讨论中，已经认明宗教右派对女性主义的「冒充癖」。她表示，「我以很大的篇幅说明香港的宗教右派如何模仿美国的宗教右派，这是正在发生的。」她又引述在美国有研究指出，戴有贞洁指环的受访者较没有者迟开始第一次性行为十八个月，「但问题就在于，当他们有性行为的时候缺乏性知识，或者抗拒使用安全套……以致女性成为宗教右派的受害人。」

她在文中作出「宗右反扑预警」，她认为宗教右派的财力充足，而帮助平等机会的非政府组织只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持续抗争」。此外她又以附录中「爱明光捐款指引」为例，表明「这种论述是有需要的」：「因为市民大众未必深入了解议题，或者会认为在前线与宗教右派对抗的组织只有同性恋者或性工作者，什至在口耳相传下有人以为我是中坚的女同性恋者。这个论述一出，发现原来宗教右派不止禁欲，还禁止许多日常化的生活模式。」

应维护不同立场的发声空间

龚立人讲及在基督教圈子内，也有基督徒不能自由地表达立场。「例如曾经有位朋友在一家报章的出版机构告诉我：『因为你的缘故，有教会抽起所有广告，就因为龚立人对同性恋的看法与那教会不同，什至有教会不再订阅这份报纸。』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自由市场，但整份报纸的价值并不应取决于该段文章。何况，在自由市场下就要提供、维护别人发声的空间，纵使那声音与自己的声音不同。这种杯葛就是以本伤人，令人讨厌。」

龚立人认为宗教右派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如果将宗教右派看为社会运动推行基督教价值，就牵涉到动员（mobilization），「宗教右派动员的方法就如以本伤人，或者恐惧，这种方法是否公平公义？什至这个动员会否压迫了别人的空间？」第二、宗教右派在公共论域中的表现（civic performance）有否展现公民文明──理性对话、愿意聆听，而非恐吓、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公民社会有很多抗争，在此有没有对意见不同的一方标签、妖魔化，有否尊重、聆听、愿意对话？」第三、「运动到最后会否促进社会的自由、公义、民主、人权？还是只关注他们所定下的价值，例如家庭──是否维护一夫一妻这个社会就会绝对和谐？」

「作为基督徒，在参与社会运动，将信仰价值与社会结连时，应该抱怎样的态度？」龚立人就此提出数个考虑：第一、「我们的信仰是破碎的（fragments）」，他强调因为基督徒对真理、性的理解很少，「不能扮代表」，因此需要自我谦卑、聆听、对话。第二、「不以top-down的方式」，他带出当中两个含义，一是不要求别人跟随一套理论，二是不会与权势一同影响政策，「我们只相信由下而上的改变，与弱势的人同行去建立要争取的事」。第三、「要清楚private和privatize的分别」，因为数十年来基督徒注重个人得救问题，较少注意信仰的公共向度、对社会的责任。「可是问题在于公共干预了私人生活，宗教右派混淆了私人和公共。虽然两者不易分清，可是宗教右派期望打破这种分野，以公共更合理地干预私人生活……这不应以政治的方法出现。」

他最后带出反思：「会否我们也同时创造了敌人、将对方妖魔化？……意见可以不同，我们都共同为亲密关系下受暴力对待的人争取权利，但宗教右派当时就担心为同性婚姻开路。反过来，我们会否有意或无意也陷入这种情况？当然，这样可能很『蚀底』，会被人利用，但我不愿意以敌视的态度看待对方，正如我不赞同宗教右派以这种思维看待不同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