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右派與右派政治

羅永生認為《宗教右派》一書的出版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從書目、作者可見宗教右派確實成為香港一個備受關注的現象，「沒有反智的香港社會，也難以有土壤使宗教界內部發生巨大的蛻變。『基右』（基督教右派）是很好的個案，讓我們了解整個後九七後保守主義和右派政治的趨勢。」

他又提到香港「虛擬自由主義」的性質：「晚殖民時期的專制政治，之上有所謂『虛擬的自由』。這由各種因素組成：香港屬於冷戰中自由世界的想象、反共傳統，或更長遠五四的新文化傳統，及六、七十年代學運開放的性質，很容易讓香港有批判性的圈子覺得將自由主義的勃興看作習以為常，但是否真的如此鞏固？九七年之後，雖然開放性不是一下子縮減，但我們面對的挑戰在於面臨新的、非地域性的權力構成，使香港成為新型的右翼政治──恐懼政治的人質或俘虜。這種恐懼不是九七前人們恐懼中共來臨，而是整個社會失去方向；因此，我們出現了追求方向、秩序的意識。凡此種種，形成了一種廣泛並潛在的狀況──容易受道德恐慌唆擺。」

以理性分析回應犬儒主義

他強調分析宗教右派時，要小心仔細地指出這種種複雜的構成：「這不完全是外來力量強加於社會身上而扭曲了香港原來的社會狀況，反而是香港社會內部文化惡質發展的結果。九七前較為強力的自由主義現象，可能掩蓋了香港社會深遠的保守性。九七前後香港興旺的社會現象並無鞏固的根，九七只提供了恐懼政治，為右派提供了反撲的基礎。左右的問題是本書關心的課題，而左右的區分在政治上本來是關乎價值、信念、意識形態的角力。可是今天這種新的右翼潮流，卻斥諸於含糊的恐懼，對左右的內容含糊其詞。」他指出在《宗教右派》書中，有些文章「釐清在香港語境之下左右在認知上的困難」、「如何定位」等等；而香港社會可從基右崛起中有所得著：「宗教問題不是教徒的問題，因為基右是一種新的蒙昧主義，特徵是反智和迷信。基右也是一種犬儒主義，與社會廣泛存在的無力感、放棄態度、冷漠、對事物和理性的不認真有所共鳴。針對這種犬儒主義，我們需要理性分析、細緻觀察、有勇氣地運用理性反擊，所以寫書不只是知識分子的問題，而牽連到文化上如何認真面對挑戰的課題。」

他認為基右的興起象徵了中產自由主義的失敗：第一、「九七前虛擬的自由主義無力建立自己成為抵禦專權和蒙昧主義的鞏固戰線」，反而是「不斷後退」；第二、「自由主義面對保守主義的不足和先天缺憾」，在自由在未成為鞏固勢力之前，「可能和香港人的自由散漫吻合」，而沒有「將自由主義看成一種有抵抗力量的信念」；第三、「我們對於自由主義所付出的代價，是否真有充分的認識和準備。如果過去的自由主義傳統是在一個虛浮的基礎上，將來這陣線在香港繼續發展、不斷退縮並且失敗之後，取而代之的會是甚麼？」

他表示，在編輯的過程中，這個現象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可見「我們所知的只是冰山一角，有更多看不見的變化」。在對宗教右派的現象有分析興趣後，他回想過往曾有「麻痺大意」的情況，「但原來比我直覺想像的還要複雜」。他期望在這幾年的討論加深大眾對議題的認識，並且明白背後有龐大的文化及組織資源，「我們不能迴避在智性和實質上進行抵抗。既然這是文化和政治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的啟蒙是相當逼切的，因此認識、了解、揭示這個現象，與我們所採的政治取態和下一步行動是息息相關的。」

宗教右派挪用部分女性主義

李偉儀接著分享她文章的觀點，主線在於「性」，並以過往中大學生報事件為實例。「我第一次接觸到宗教右派是大約二千年的時候，當時正活躍於婦女團體。當時我發現有些宗教團體和婦女團體的論述有相似的地方，包括反強暴，反對記者採訪性暴力的新聞後像『作咸故』般寫出案件。因此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描述宗教右派的成形。」

她指出在同性戀非刑事化通過之前，「性潔癖團體」已經有所行動，「宗教右派在當時明白到可以通過民粹式的方法，使官方、議員聆聽他們的想法，這種甜頭早於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有一段時間我們仍未有『宗教右派』這個名詞，當時是『無以名狀』的」。她認為宗教右派挪用了女性主義的一部分，卻不認同當中對性歡愉的論述，「對性『say yes』和『say hello』是不可以的。」因此在當時的學術討論中，已經認明宗教右派對女性主義的「冒充癖」。她表示，「我以很大的篇幅說明香港的宗教右派如何模仿美國的宗教右派，這是正在發生的。」她又引述在美國有研究指出，戴有貞潔指環的受訪者較沒有者遲開始第一次性行為十八個月，「但問題就在於，當他們有性行為的時候缺乏性知識，或者抗拒使用安全套……以致女性成為宗教右派的受害人。」

她在文中作出「宗右反撲預警」，她認為宗教右派的財力充足，而幫助平等機會的非政府組織只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持續抗爭」。此外她又以附錄中「愛明光捐款指引」為例，表明「這種論述是有需要的」：「因為市民大眾未必深入了解議題，或者會認為在前線與宗教右派對抗的組織只有同性戀者或性工作者，甚至在口耳相傳下有人以為我是中堅的女同性戀者。這個論述一出，發現原來宗教右派不止禁欲，還禁止許多日常化的生活模式。」

應維護不同立場的發聲空間

龔立人講及在基督教圈子內，也有基督徒不能自由地表達立場。「例如曾經有位朋友在一家報章的出版機構告訴我：『因為你的緣故，有教會抽起所有廣告，就因為龔立人對同性戀的看法與那教會不同，甚至有教會不再訂閱這份報紙。』當然你可以說這就是自由市場，但整份報紙的價值並不應取決於該段文章。何況，在自由市場下就要提供、維護別人發聲的空間，縱使那聲音與自己的聲音不同。這種杯葛就是以本傷人，令人討厭。」

龔立人認為宗教右派的特別之處在於：第一、如果將宗教右派看為社會運動推行基督教價值，就牽涉到動員（mobilization），「宗教右派動員的方法就如以本傷人，或者恐懼，這種方法是否公平公義？甚至這個動員會否壓迫了別人的空間？」第二、宗教右派在公共論域中的表現（civic performance）有否展現公民文明──理性對話、願意聆聽，而非恐嚇、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公民社會有很多抗爭，在此有沒有對意見不同的一方標籤、妖魔化，有否尊重、聆聽、願意對話？」第三、「運動到最後會否促進社會的自由、公義、民主、人權？還是只關注他們所定下的價值，例如家庭──是否維護一夫一妻這個社會就會絕對和諧？」

「作為基督徒，在參與社會運動，將信仰價值與社會結連時，應該抱怎樣的態度？」龔立人就此提出數個考慮：第一、「我們的信仰是破碎的（fragments）」，他強調因為基督徒對真理、性的理解很少，「不能扮代表」，因此需要自我謙卑、聆聽、對話。第二、「不以top-down的方式」，他帶出當中兩個含義，一是不要求別人跟隨一套理論，二是不會與權勢一同影響政策，「我們只相信由下而上的改變，與弱勢的人同行去建立要爭取的事」。第三、「要清楚private和privatize的分別」，因為數十年來基督徒注重個人得救問題，較少注意信仰的公共向度、對社會的責任。「可是問題在於公共干預了私人生活，宗教右派混淆了私人和公共。雖然兩者不易分清，可是宗教右派期望打破這種分野，以公共更合理地干預私人生活……這不應以政治的方法出現。」

他最後帶出反思：「會否我們也同時創造了敵人、將對方妖魔化？……意見可以不同，我們都共同為親密關係下受暴力對待的人爭取權利，但宗教右派當時就擔心為同性婚姻開路。反過來，我們會否有意或無意也陷入這種情況？當然，這樣可能很『蝕底』，會被人利用，但我不願意以敵視的態度看待對方，正如我不贊同宗教右派以這種思維看待不同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