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十六至廿五日一连十日，笔者出席假南非开普敦举行的第三届洛桑会议大会，主题为 :「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五19）。本港只有廿多位名额分配，同工能够赴会可与全球四千二百位参与者一同经历，也是难能可贵的！
回顾洛桑运动历史，首届洛桑大会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在瑞士洛桑举行，那次大会主题为「让全地聆听主声」，会中最引人注目的课题，就是教会的社会责任；这项成果部分来自派狄拉（C. Rene Padilla） 的导引下，司徒德牧师曾到访拉丁美洲，了解当地制度的不公义，整全福音与使命不能只讲个人得救。首届洛桑大会的结论之一：肯定传福音和社会责任两者同是教会的重要使命。《洛桑信约》由司徒德牧师执笔，成为福音信仰教会在社会参与方面带来神学与实践的突破。
至一九八九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福音洛桑会议，大会主题为「宣扬基督，直到主临」；有来自一百七十个国家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齐聚一堂，可惜在「六四」之后举行，有二百位内地同工不能赴会。本港有四十多位同工出席，可惜大会之后的《马尼拉宣言》，内容空泛，也缺乏跟进，造成了洛桑运动失掉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笔者曾于二○○四年九月廿九日至十月五日参与在泰国芭堤雅举行的「福音论坛」。那次谘询会议设有卅一个工作小组，针对不同议题作深入的讨论，重点在于网络全球有共同关注与事工参与的同工，强调交流与对话，约有一千六百位出席。那次突破的是有两位内地三自教会同工首次应邀参与，分别为傅先伟及张艳，也有数位内地家庭教会同工。
笔者未抵步前，已知有二百多位内地信徒因政府干预而未能成行，此为憾事。首晚开幕礼，主办单位用非华人扮作宋尚节，作所谓「历史剧」其中一段演出，反映大会缺乏文化敏锐性；更令人不安是说中国人崇拜国父孙中山为偶像，而孙中山是于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受洗。于首晚与洛桑运动主席伯兹奥尔（Doug Birdsall）晚宴时，陆辉与笔者已当面表达我们的感受。这次内地教会信徒不能赴会，政府有其责任，但笔者认为主办者有更大的责任，就是「无知与成见」带来行动的失误。
在美国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下，西方福音派偏爱以「受逼害的教会」作其论述，二○○四年那趟如是，这趟也是。在为中国教会代祷环节，安排一位南韩牧者为中国教会代祷，伯兹奥尔要求所有出席者站立，以空椅象征那些未能前来的中国出席者，一起祈祷。笔者及不少来自本港的同工什不认同如此做法；反是伯兹奥尔应该表示致歉，因他们处理失当而导致了政治方面的干预。为何家庭教会早于二○○八年已进行筹备，而三自教会却于今年五月才发出邀请？此种不礼貌的「请客」自然带来了憾事，使绝多内地同工(无论是三自、家庭或城市教会) 未能与国际教会接轨。笔者不是说政府阻止内地同工离境是正确行动，但政府因应是次「一方强势、另一方弱势」的严重失衡，自然定性海外势力尝试透过国际宗教会议来干预国家宗教事务了。
由于国际洛桑大会高层领袖对近二十年来内地教会的发展极度无知，仍然停留于「受苦教会的情意结」，结果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要达成复和，会上不少声音表达是「聆听对方」、「了解对方」，可惜是西方教会（华人教会也是）常犯的错误是拒绝聆听或偏听一方，他们偏听了内地只有家庭教会才是福音信仰的教会，三自教会不是福音信仰；此种严重的误解做成了盲点，往后的行动自然是连番失误，而华人教会的失误是我们有利益所在而不敢说出稍为持平的真话。
为何西方教会对中国及其教会如此无知？一方面有他们的责任，另一方面华人教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我们没有全面地介绍内地教会的发展。因着不同立场与利益，造成了中国教会在全球教会眼中仍是受政府逼害的教会。笔者不否认政府对家庭教会仍有限制与打压，但整体的形势是较过往来得宽松，家庭教会与海归教会在不挑战若干限度下仍有其发展空间。当然，这与普世价值的宗教自由，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