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十六至廿五日一連十日，筆者出席假南非開普敦舉行的第三屆洛桑會議大會，主題為 :「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林後五19）。本港只有廿多位名額分配，同工能夠赴會可與全球四千二百位參與者一同經歷，也是難能可貴的！
回顧洛桑運動歷史，首屆洛桑大會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在瑞士洛桑舉行，那次大會主題為「讓全地聆聽主聲」，會中最引人注目的課題，就是教會的社會責任；這項成果部分來自派狄拉（C. Rene Padilla） 的導引下，司徒德牧師曾到訪拉丁美洲，了解當地制度的不公義，整全福音與使命不能只講個人得救。首屆洛桑大會的結論之一：肯定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是教會的重要使命。《洛桑信約》由司徒德牧師執筆，成為福音信仰教會在社會參與方面帶來神學與實踐的突破。
至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大會主題為「宣揚基督，直到主臨」；有來自一百七十個國家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齊聚一堂，可惜在「六四」之後舉行，有二百位內地同工不能赴會。本港有四十多位同工出席，可惜大會之後的《馬尼拉宣言》，內容空泛，也缺乏跟進，造成了洛桑運動失掉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筆者曾於二○○四年九月廿九日至十月五日參與在泰國芭堤雅舉行的「福音論壇」。那次諮詢會議設有卅一個工作小組，針對不同議題作深入的討論，重點在於網絡全球有共同關注與事工參與的同工，強調交流與對話，約有一千六百位出席。那次突破的是有兩位內地三自教會同工首次應邀參與，分別為傅先偉及張艷，也有數位內地家庭教會同工。
筆者未抵步前，已知有二百多位內地信徒因政府干預而未能成行，此為憾事。首晚開幕禮，主辦單位用非華人扮作宋尚節，作所謂「歷史劇」其中一段演出，反映大會缺乏文化敏銳性；更令人不安是說中國人崇拜國父孫中山為偶像，而孫中山是於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受洗。於首晚與洛桑運動主席伯茲奧爾（Doug Birdsall）晚宴時，陸輝與筆者已當面表達我們的感受。這次內地教會信徒不能赴會，政府有其責任，但筆者認為主辦者有更大的責任，就是「無知與成見」帶來行動的失誤。
在美國政治主導的意識形態下，西方福音派偏愛以「受逼害的教會」作其論述，二○○四年那趟如是，這趟也是。在為中國教會代禱環節，安排一位南韓牧者為中國教會代禱，伯茲奧爾要求所有出席者站立，以空椅象徵那些未能前來的中國出席者，一起祈禱。筆者及不少來自本港的同工甚不認同如此做法；反是伯茲奧爾應該表示致歉，因他們處理失當而導致了政治方面的干預。為何家庭教會早於二○○八年已進行籌備，而三自教會卻於今年五月才發出邀請？此種不禮貌的「請客」自然帶來了憾事，使絕多內地同工(無論是三自、家庭或城市教會) 未能與國際教會接軌。筆者不是說政府阻止內地同工離境是正確行動，但政府因應是次「一方強勢、另一方弱勢」的嚴重失衡，自然定性海外勢力嘗試透過國際宗教會議來干預國家宗教事務了。
由於國際洛桑大會高層領袖對近二十年來內地教會的發展極度無知，仍然停留於「受苦教會的情意結」，結果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要達成復和，會上不少聲音表達是「聆聽對方」、「了解對方」，可惜是西方教會（華人教會也是）常犯的錯誤是拒絕聆聽或偏聽一方，他們偏聽了內地只有家庭教會才是福音信仰的教會，三自教會不是福音信仰；此種嚴重的誤解做成了盲點，往後的行動自然是連番失誤，而華人教會的失誤是我們有利益所在而不敢說出稍為持平的真話。
為何西方教會對中國及其教會如此無知？一方面有他們的責任，另一方面華人教會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是我們沒有全面地介紹內地教會的發展。因著不同立場與利益，造成了中國教會在全球教會眼中仍是受政府逼害的教會。筆者不否認政府對家庭教會仍有限制與打壓，但整體的形勢是較過往來得寬鬆，家庭教會與海歸教會在不挑戰若干限度下仍有其發展空間。當然，這與普世價值的宗教自由，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