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人谈到「仇富」,即对一般有钱人士及至他们的企业表示不满。部分人士认为他们所以致富乃因共产主义所说的剥削所致。
从经济数据显示,香港的贫富悬殊确趋两极化。二○○九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更将在十一个富裕经济体中,香港贫富悬殊的差距为最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已成一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无疑地「酝酿」这「仇富」的情怀。
其实在这数十年间,已有更多有钱人士对公众事务的参与,并以亿计的善款投入社会公益。欧美等发达国家更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不但讲求盈利,更需要对所处的社区进行关怀,与整体雇员、社区及环境整体利益相处和发展。因此不少企业鼓励员工进行义工的活动,什至每年将若干的利润拨作慈善的用途。
但为什么此等善行或企业社会责任精神,似乎未能赢取广泛的市民掌声及认同,反之却加深彼此的鸿沟呢!
哈佛商学院米高波特教授(Michael Porter)提出另一个概念,即将企业社会责任聚焦于企业社会融合(Corporate Social Integration)。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背后多从企业对社会道德责任、认受性及企业的品牌出发,但却流于化妆式(Cosmetic)、公关及打传媒牌等,企业实质上是缺乏策略及行动以诚意来回应社会的问题。
当然,企业不能够回应所有社会的问题,这亦不是他/她们的专长。然而,企业亦可处理一些在他们专业及资源範畴内的社会议题。而这些议题亦从企业所属实务有关连,亦致使企业本身有一竞争性的利润(Competitive Benefit)。
所以企业在策划整体的发展时,企业社会责任亦应属于整个发展範围内的其中一个议程或项目。企业可寻找及发掘某些相关的社会议题,例如环保、房屋等等。以「新鸿基」和「突破」所办的「青少年师友计划」为例,即安排一些辍学或低动机感的青少年,进入企业的不同单位内实习,也由单位员工担任师傅角色,以提升青少年的生活技能和生活态度,现成绩斐然。由上观之,例如当香港出现大部分人士因楼价的高涨而不能「上楼」时,地产商可否从整体发展中,在设计楼宇时可否考虑整体市民的需要,设定某些较细小及适合第一次「上楼」人士的单位呢?这一策略上的改变不但回应社区的需要,亦能兼顾自身的利润。
当然,企业并不能像政府或民间组织般去处理大部分社会问题。事实上亦没有独一的社会机制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然而企业若在发展自身的业务,仍与有关社会事务融入企业发展蓝图中,那么企业社会责任(CSR)就絶不是一公关的手段,反之将企业发展及社会问题接轨(Interface),以回应民生所需。
无论企业、政府及人民都期望身处一个健康及和谐的社会(Healthy Society)。若我们身处一个充满分化,仇恨及动盪的社会,对我们、企业及政府全无好处,更不利经济及民生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三只小猪」的寓言故事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详,无疑用稻草和木头来建屋较快(搵快钱),但真正能保家安命的正是红砖,但故事的重点是:三弟让大哥和二哥一同入屋,一起共同抗拒大野狼。
在一个无常不定的世代,看似光明,又似黑暗的世界中,自利(Self Interest)的行径不足以与时代巨轮相拼,群体利好(Common Good)不正是一堵长城吗?传统的智慧「唇亡齿寒」不也是这个思维吗?
愿政府、企业及人民可携手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共同建设我们的香港!
香港神托会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