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罗民威
自一九八四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开始的十三年过渡期内，围绕九七问题和中港关系的大小事件，主宰着香港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亦塑造了这一代的本土社运活跃分子和行动模式。
不少教内外人士和文献均指出，香港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异常密切。教会成为替政府提供教育和福利的最大承包者，教会的思路亦倾向维护建制。然而，教会内仍有一小撮基督徒，组合成各种各样的社关组织，跳出这种「政教合作」的关系。这些教会前线组织不断尝试，希望本着信仰，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点见证，为建造一个更理想的国度尽一分力。
无论以香港整体角度出发，还是从教会自身的圈子来看，这批「盐和光」一直都是少数。事实上，香港教会的社会行动亦不单单由这批前线群体包办。但回顾前线群体的足迹，却足以勾勒出十三年过渡期以来香港政治生态的运转和变化。
香港基督教教会涉足大大小小的社会行动，并不是过渡期才有的事。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不少社会行动的背后，都有教会的默默支持，主要动力是来自像圣公会、信义宗、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中华基督教会、救世军等等一类的大公教会。譬如社运界的先锋，社区组织协会以及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已解散），它们都是由部分大公教会的教牧成立，以压力团体方式组织市民争取权益。而在过渡期之前的八十年代初，由大公教会及机构所组成的基督教协进会，其属下的公共政策委员会（已解散）和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委会），亦在社运圈子中相当活跃。
至于当时的福音派圈子，突破机构和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FES）都有就个别社会事件作出回应和派员参与，但整体福音派教会对香港社会就几乎完全没有兴趣关心。
联合阵线的序幕
这段时候，普遍香港市民对政治议题异常冷感，但一些民生问题却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触媒，不少社运团体以至教会团体的关注点亦在于此。八○年的「各界反对两巴加价委员会」，八二年的「各界争取监管公共事业联委会」和「争取兴建东区医院联合委员会」，都是由教会人士主催及组织。其中由协进会主催的「各界反对两巴加价委员会」，亦开了日后香港社运圈子就个别事件组织联合阵线的先例。而自此，教会关社组织便和其他民间社运组织结下不解之缘。
教会团体中最早讨论九七问题的，是与大公教会以及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有密切关系的基督徒学生运动(SCM)。他们于八一年七月投稿《华侨日报》，要求让港人有分参与有关香港前途的谈判，并于大专校园举行连串与政治社会有关的神学研习活动。同年十月，突破机构举办「香港前途与香港人责任」论坛，呼吁港人要承担历史责任，为香港谋幸福。
论政团体的黄金时代
到八四年，或出于关心香港前途，或出于忧虑自身利益，基督教圈子进一步组织化地关注香港前途。那一年，福音派和大公教会领袖先后联署三份文件：四月份的《香港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及政治变迁中所持的信念献议》（《信念书》）、八月份的《宗教自由声明》和九月份的《对香港前途意见书》，并交与中方。此外，在负责《呐喊》双月刊（已停刊）的福音派领袖凝聚下，多位教会领袖和信徒专业人士在同年四月成立守望团契，关注香港前途。该团契并于八五年转型为信徒论政团体：基督徒香港守望社（守望社，已解散）。
其实，从八四年中英草签《联合声明》起到九○年《基本法》起草工作完成期间，渐渐多了人关心政治议题，香港社会上论政团体多如雨后春笋，像太平山学会、汇点和守望社等，不下数十个。而单单由基督徒组成的团体就有教会工作者协会、思林学社、基督共和评论会、民主公义协会、八七年成立的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基关会）等等。
虽然这些团体日后发展不一，有些继续运作（如基关会），有些关门大吉（如守望社），有些息微（如思林学社），有些改组合并为政团（如民主公义协会融入后来成立的民主民生协进会）；但在八六年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事件，以及在同年成立，力争八八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的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民促会）之中，这些信徒团体不少都有参与核心的运作。八六年十一月的民主政制高山大会（第一次高山大会），教会人士就占了主席团名单的八分一，当时的协进会总干事郭乃弘牧师亦在场表示支持香港建立民主政制。事实上，当年不少协进会职员亦曾直接参与社运阵线的组织和支援工作。
辛维思与教内保守派
这些活动引起中方的关注。八六年十二月及八七年二月，被视为代表中方观点的辛维思，在报章发表一系列针对政教关系的文章，点名批评协进会及工委会，并警告教会别建立「基督教王国（Christiandom）」，又恐吓「在政治上，哪有只准自己插手人家的事务，而不准人家涉足自己事务的道理？」其后数月，守望社公开与辛维思展开笔战，而最终「政教分离」的条文亦没有在《基本法》内出现。但事件已触发建制教会，尤其是大公教会，作出反应。
八六年底，协进会执委会改组，各成员宗派撤换活跃于政治的代表。其后包括《基本法》起草及谘询委员邝广杰主教以及谘委会执行委员高苕华在内的新执委会，撤换了大部分公共政策委员会成员，并要求工委会脱离协进会（但不成功），也要求总干事决定的一切事务必须事先问准执委会才可进行，最后导致总干事郭乃弘及部分职员于八八年辞职。
其后郭乃弘、部分前公共政策委员会成员以及大公教会学者成立基督徒学会，而协进会亦于八六至八九年间停止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言论。
同期部分福音派领袖亦开始对守望社表现迴避，一些神学院什至取消早已邀约的讲座。但由于守望社不直属任何教会组织，故本身运作未受影响。八七、八八年反而成为守望社最蓬勃的时期。
社运政治的中立者
北京八九民运及其后的六四事件，催生了基督徒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的前身），这段时间亦成为前线群体在教内教外最活跃的时期。此外，基督教的前线团体和天主教的关社团体（正义和平委员会、青年联会、劳工事务委员会等）的合作亦因此事件而加深。
九○年《基本法》定稿，却成为前线群体的转折期，其中对守望社影响最大。随着有关《基本法》草拟的争论结束，社运焦点由论政转移至参政，导致论政团体以及地区民间团体的生存空间日窄，加上不少守望社骨干各怀理想，或赴笈海外，或参与政党，最后导致守望社于九一年五月解散。
此外，八九年后建制教会进一步转趋保守，什至大专团契的关注重心亦由社会转向内心，也导致前线群体不易吸纳新成员。
然而前线群体在社运界的活动并未因而停止。除了工委会和基关会有派人分别在立法局及区议会参选外，其他前线团体仍维持在建制外的活动。
随着九十年代彭定康来港推行政改方案，中英争拗所引来成立的临时立法会、还原恶法等连串问题，众民间团体亦成立不同的阵线以作跟进，像九二年的民间团体促进民主政制发展联会（民促联）、数个基督徒团体主动协调促成的第二次民主派高山大会，以及九七年的香港市民捍卫人权阵线（人权联阵）等。其中前线群体由于多数没有政治利益冲突，因而成为主要协调者或提供组织支援。
而自六四事件以来，前线团体每逢圣诞和除夕都举行烛光会，以基督教的形式向市民推广民主，以及为香港祈祷。
匡扶健康社运动力
此外，前线群体亦逐步将重心移向组织民间监察力量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譬如九一年由天主教社关活跃分子夏其龙神父（现已调职）成立的天主教议员监察组，以及九五年由前线群体发起的七一连系，就正是朝这个方向走。
其中七一连系主动联络各香港社运活跃组织，举办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活动，冀望促成本土民间社运圈子的互相连系支持和充权（Empowerment）。同时举办国际研讨会，将海外社运、工运、民运的经验带来香港，给本土的社运圈子学习交流的机会。
七一连系的运作两年来略见成效。在最近特首办建议修改公安以及社团条例时，香港民间团体能在短时间内结集力量进行抗议游说，就是七一连系的成果之一。有关团体估计，当九七后民主派被迫从立法局「落车」，民间的社会运动将更形重要。他们认为，从人手来看，香港政党的实际影响力并非如传媒所报道的大；然而部分弱势民间团体的利益，却往往会因为政党需要顾及大多数的票源而备受忽略。因此民间社会的建立和充权是十分重要。到民间社会运作良好时，他们便会退下来再另找角色。
至于建制教会方面，虽然近几年部分教会仍不时邀请前线群体讲道或领研习班，部分前线群体所办的社关和神学课程亦得到三数间神学院承认学分，但总的来说，教会和前线群体之间关系并不深。
而在不同的事件上，由于涉及不同的分工、策略分析或人脉联系，不同的前线群体和建制教会之间的关系定位亦有分别。譬如在九六年五月协进会讨论基督教推委的问题时，像妇女基督徒协会（八七年由协进会属下一妇女研经小组转化而成）和基督徒学会等「协进会系」的前线群体是主要反对者和施压者。而在同年六月福音派和大公教会领袖讨论自筹国庆事件时，它们便相对地温和得多，反而基关会就成为主要的施压和游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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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走的路什远…… 最近，建制教会和前线群体的关系，成为部分信徒关心的课题。但综合被访的前线群体信徒的意见，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是前线群体在九七后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助理主任陈家伟认为，前线群体和教会两者的「利益」并不相同：前线群体重视自己的工作的延伸，社会上的认同，跟着才是经济上的支持；教会着眼于可以见得到的堂会工作和影响力的扩展。他说，前线群体声称自己代表教会的神学理念，是指到教会应以使命、以运动来定义，而并非按人数；真实听到上帝呼召而去做就已经是教会。而另一个看法只是数字游戏。 陈家伟说，现在和八十年代所不同的，是教会对待前线群体比八十代更激烈。然而他估计，长远而言前线群体和教会的路线只会愈走愈远，除非九七后特区政府对教会有很大迫害，彼此才再有机会合作，但他并不认为会如此。 陈家伟又说，随着九七后的两、三年内，不少前线群体的领导人士到达退休年龄，有关的前线群体将随之失去重要的人脉联系，而教会和前线群体的联系亦会因而减弱。 他说，更重要的是，由于很多前线团体都是强势行政主导，而这几年来有关机构的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在意见上已逐渐出现多元化的情况，一旦强势行政人员他去，那机构的情况就可能不同。 基督徒学会总干事郭乃弘牧师认为，建制教会之所以为建制，其职责就是当一个保守的管家，因此很难要求建制教会像前线群体一般，但重要的是建制教会在保持现状之馀，能否容许前线群体不时刺激教会内的信徒也关心社会。 郭乃弘说，基督徒学会并不属于建制教会之内，他们也不会刻意花时间和建制教会搞关系，否则若为了要保持关系，在进行社关活动时可能要为此而多作顾虑。 对于建制教会的将来，郭乃弘期望他们能放下办学和社会福利这些包袱，这些工作其实不需要由神职人员负责。 妇女基督徒协会（女协）总干事胡露茜强调，前线群体的特色，是在参与社会行动的同时不单单在「砌」，亦会从行动中建立一套新的神学建构，譬如有关劳工、女性和九七的神学。对于前线群体之中的不同神学传统，她认为前线团体之间是可以有空间容纳的。 事实上，以过往涉及同性恋的社会事件为例，前线群体间往往未能取得共识，而须要分别发表声明。而对于价值和利益计算往往颇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这样的「离离合合」有时反而令有关群体的策略更具弹性。 胡露茜担心的是，日后特区的社会气氛可能愈趋政治冷感，大专基督徒的风气又不可同日而语，会令前线群体不易吸纳新成员。 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外务副会长吴国明表示，自从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他们招收新会员的人数的确每下愈况，对他们这个原本由一群相熟大专信徒自发组成的关社团体，这点尤其不利。但吴国明说，他们的会员不少都表示愿意长时间委身基关会的事奉，使他们不至于像当年守望社般，因为会员个人成长阶段的转变而解散收场。 对于福音派出身的社关组织，往往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关社神学，吴国明认为对基关会来说并未构成问题，他们仍会以单纯的「行公义，好怜悯」的信仰动机来行事。但他们计划会就这方面日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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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谨申：我在守望社的日子 回想十多年的从政生涯，即将被迫落车的民主党立法局议员涂谨申，仍是觉得在守望社那段令他「开窍」的日子最教人怀念，话匣子一开就不容易关上。 「没什么遗憾！那时人际方面相当快乐，给我找到几个知心友，知识层面的满足感又高，没有遗憾！」 当八四年一些教会领袖起草《信念书》的同时，他们亦正凝聚一批不同专业界别的信徒，研究基督徒日后如何能对一些实质的政治社会问题有所发言，当时已故的曾燕玲律师是小组中唯一的法律界成员。后来她邀请了涂谨申为即将成立的守望社资料搜集。那时涂谨申仍在港大攻读法律。 「我猜可能她到过港大的法律团契分享，和我有联络……我在大学找资料也易点吧！」 「如果说我完全因为信仰背景而参加守望社并不太正确。反而因为我是基督徒，而我同时是修读法律，有些时间，有些兴趣，于是加入去谈谈。」 后来守望社加入争取八八直选，并推选四名代表进入「政见团体关注《基本法》联席会议」，于是他们便要每周都就不同题目准备文章以作汇报讨论。这样还是大学本科生的涂谨申，就经常要和已经是大学讲师级的李金汉、宋恩荣等守望社成员交流切磋。这对于自小受父亲薰陶爱「读」报章的涂谨申来说，简直不亦乐乎。 此外，守望社还搞了不少聚会，教导教牧如何回应诸如《基本法》起草这类当年教牧可能做梦也没想过要面对的事情。涂谨申说，对于当年一些愿意接触政治，但仍对政治世界满有疑窦的教会来说，找较为熟悉的守望社成员，信心会大点，不少教会都会愿意代为向会众呼吁宣传守望社的活动，「起码不会怀疑对方是搞统战的共党组织」。 但自从九○年以后，由于守望社成员人各有志，有些要结婚生子，有些要离港读书，加上生存空间因政党政治活跃而收缩，于是乎守望社只能以解散告终。 「他们一直都是些很学术，想读一个什至两个博士学位的那种人。他们是有委身的，只不过到后来力不从心，主力的几位撑不下去，同时亦看到要做的已经得到充分发挥，『家爷仔乸式』的论政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虽然如此，回想起来，涂谨申觉得守望社仍是他踏足政坛的重要一步。「守望社令我相信有一些制度是要推广的；又加深我在法律以外其他範畴的训练；而且若我不代表守望社做外务工作，便不会认识（港同盟）的人，他们亦自然不会请我入会，更不会有人看到我的表现后游说我参选立法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