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整理：羅民威
自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開始的十三年過渡期內，圍繞九七問題和中港關係的大小事件，主宰著香港社會政治生態的發展，亦塑造了這一代的本土社運活躍分子和行動模式。
不少教內外人士和文獻均指出，香港教會和政府的關係異常密切。教會成為替政府提供教育和福利的最大承包者，教會的思路亦傾向維護建制。然而，教會內仍有一小撮基督徒，組合成各種各樣的社關組織，跳出這種「政教合作」的關係。這些教會前線組織不斷嘗試，希望本著信仰，成為這個時代的一點見證，為建造一個更理想的國度盡一分力。
無論以香港整體角度出發，還是從教會自身的圈子來看，這批「鹽和光」一直都是少數。事實上，香港教會的社會行動亦不單單由這批前線群體包辦。但回顧前線群體的足跡，卻足以勾勒出十三年過渡期以來香港政治生態的運轉和變化。
香港基督教教會涉足大大小小的社會行動，並不是過渡期才有的事。自六、七十年代以來，不少社會行動的背後，都有教會的默默支持，主要動力是來自像聖公會、信義宗、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中華基督教會、救世軍等等一類的大公教會。譬如社運界的先鋒，社區組織協會以及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已解散），它們都是由部分大公教會的教牧成立，以壓力團體方式組織市民爭取權益。而在過渡期之前的八十年代初，由大公教會及機構所組成的基督教協進會，其屬下的公共政策委員會（已解散）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亦在社運圈子中相當活躍。
至於當時的福音派圈子，突破機構和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都有就個別社會事件作出回應和派員參與，但整體福音派教會對香港社會就幾乎完全沒有興趣關心。
聯合陣線的序幕
這段時候，普遍香港市民對政治議題異常冷感，但一些民生問題卻往往成為社會運動的觸媒，不少社運團體以至教會團體的關注點亦在於此。八○年的「各界反對兩巴加價委員會」，八二年的「各界爭取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和「爭取興建東區醫院聯合委員會」，都是由教會人士主催及組織。其中由協進會主催的「各界反對兩巴加價委員會」，亦開了日後香港社運圈子就個別事件組織聯合陣線的先例。而自此，教會關社組織便和其他民間社運組織結下不解之緣。
教會團體中最早討論九七問題的，是與大公教會以及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有密切關係的基督徒學生運動(SCM)。他們於八一年七月投稿《華僑日報》，要求讓港人有分參與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並於大專校園舉行連串與政治社會有關的神學研習活動。同年十月，突破機構舉辦「香港前途與香港人責任」論壇，呼籲港人要承擔歷史責任，為香港謀幸福。
論政團體的黃金時代
到八四年，或出於關心香港前途，或出於憂慮自身利益，基督教圈子進一步組織化地關注香港前途。那一年，福音派和大公教會領袖先後聯署三份文件：四月份的《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信念書》）、八月份的《宗教自由聲明》和九月份的《對香港前途意見書》，並交與中方。此外，在負責《吶喊》雙月刊（已停刊）的福音派領袖凝聚下，多位教會領袖和信徒專業人士在同年四月成立守望團契，關注香港前途。該團契並於八五年轉型為信徒論政團體：基督徒香港守望社（守望社，已解散）。
其實，從八四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起到九○年《基本法》起草工作完成期間，漸漸多了人關心政治議題，香港社會上論政團體多如雨後春筍，像太平山學會、匯點和守望社等，不下數十個。而單單由基督徒組成的團體就有教會工作者協會、思林學社、基督共和評論會、民主公義協會、八七年成立的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基關會）等等。
雖然這些團體日後發展不一，有些繼續運作（如基關會），有些關門大吉（如守望社），有些息微（如思林學社），有些改組合併為政團（如民主公義協會融入後來成立的民主民生協進會）；但在八六年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事件，以及在同年成立，力爭八八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之中，這些信徒團體不少都有參與核心的運作。八六年十一月的民主政制高山大會（第一次高山大會），教會人士就佔了主席團名單的八分一，當時的協進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亦在場表示支持香港建立民主政制。事實上，當年不少協進會職員亦曾直接參與社運陣線的組織和支援工作。
辛維思與教內保守派
這些活動引起中方的關注。八六年十二月及八七年二月，被視為代表中方觀點的辛維思，在報章發表一系列針對政教關係的文章，點名批評協進會及工委會，並警告教會別建立「基督教王國（Christiandom）」，又恐嚇「在政治上，哪有只准自己插手人家的事務，而不准人家涉足自己事務的道理？」其後數月，守望社公開與辛維思展開筆戰，而最終「政教分離」的條文亦沒有在《基本法》內出現。但事件已觸發建制教會，尤其是大公教會，作出反應。
八六年底，協進會執委會改組，各成員宗派撤換活躍於政治的代表。其後包括《基本法》起草及諮詢委員鄺廣傑主教以及諮委會執行委員高苕華在內的新執委會，撤換了大部分公共政策委員會成員，並要求工委會脫離協進會（但不成功），也要求總幹事決定的一切事務必須事先問准執委會才可進行，最後導致總幹事郭乃弘及部分職員於八八年辭職。
其後郭乃弘、部分前公共政策委員會成員以及大公教會學者成立基督徒學會，而協進會亦於八六至八九年間停止任何與政治有關的言論。
同期部分福音派領袖亦開始對守望社表現迴避，一些神學院甚至取消早已邀約的講座。但由於守望社不直屬任何教會組織，故本身運作未受影響。八七、八八年反而成為守望社最蓬勃的時期。
社運政治的中立者
北京八九民運及其後的六四事件，催生了基督徒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的前身），這段時間亦成為前線群體在教內教外最活躍的時期。此外，基督教的前線團體和天主教的關社團體（正義和平委員會、青年聯會、勞工事務委員會等）的合作亦因此事件而加深。
九○年《基本法》定稿，卻成為前線群體的轉折期，其中對守望社影響最大。隨著有關《基本法》草擬的爭論結束，社運焦點由論政轉移至參政，導致論政團體以及地區民間團體的生存空間日窄，加上不少守望社骨幹各懷理想，或赴笈海外，或參與政黨，最後導致守望社於九一年五月解散。
此外，八九年後建制教會進一步轉趨保守，甚至大專團契的關注重心亦由社會轉向內心，也導致前線群體不易吸納新成員。
然而前線群體在社運界的活動並未因而停止。除了工委會和基關會有派人分別在立法局及區議會參選外，其他前線團體仍維持在建制外的活動。
隨著九十年代彭定康來港推行政改方案，中英爭拗所引來成立的臨時立法會、還原惡法等連串問題，眾民間團體亦成立不同的陣線以作跟進，像九二年的民間團體促進民主政制發展聯會（民促聯）、數個基督徒團體主動協調促成的第二次民主派高山大會，以及九七年的香港市民捍衛人權陣線（人權聯陣）等。其中前線群體由於多數沒有政治利益衝突，因而成為主要協調者或提供組織支援。
而自六四事件以來，前線團體每逢聖誕和除夕都舉行燭光會，以基督教的形式向市民推廣民主，以及為香港祈禱。
匡扶健康社運動力
此外，前線群體亦逐步將重心移向組織民間監察力量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譬如九一年由天主教社關活躍分子夏其龍神父（現已調職）成立的天主教議員監察組，以及九五年由前線群體發起的七一連繫，就正是朝這個方向走。
其中七一連繫主動聯絡各香港社運活躍組織，舉辦民間團體之間的交流活動，冀望促成本土民間社運圈子的互相連繫支持和充權（Empowerment）。同時舉辦國際研討會，將海外社運、工運、民運的經驗帶來香港，給本土的社運圈子學習交流的機會。
七一連繫的運作兩年來略見成效。在最近特首辦建議修改公安以及社團條例時，香港民間團體能在短時間內結集力量進行抗議游說，就是七一連繫的成果之一。有關團體估計，當九七後民主派被迫從立法局「落車」，民間的社會運動將更形重要。他們認為，從人手來看，香港政黨的實際影響力並非如傳媒所報道的大；然而部分弱勢民間團體的利益，卻往往會因為政黨需要顧及大多數的票源而備受忽略。因此民間社會的建立和充權是十分重要。到民間社會運作良好時，他們便會退下來再另找角色。
至於建制教會方面，雖然近幾年部分教會仍不時邀請前線群體講道或領研習班，部分前線群體所辦的社關和神學課程亦得到三數間神學院承認學分，但總的來說，教會和前線群體之間關係並不深。
而在不同的事件上，由於涉及不同的分工、策略分析或人脈聯繫，不同的前線群體和建制教會之間的關係定位亦有分別。譬如在九六年五月協進會討論基督教推委的問題時，像婦女基督徒協會（八七年由協進會屬下一婦女研經小組轉化而成）和基督徒學會等「協進會系」的前線群體是主要反對者和施壓者。而在同年六月福音派和大公教會領袖討論自籌國慶事件時，它們便相對地溫和得多，反而基關會就成為主要的施壓和游說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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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走的路甚遠…… 最近，建制教會和前線群體的關係，成為部分信徒關心的課題。但綜合被訪的前線群體信徒的意見，他們並不一定認為這是前線群體在九七後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助理主任陳家偉認為，前線群體和教會兩者的「利益」並不相同：前線群體重視自己的工作的延伸，社會上的認同，跟著才是經濟上的支持；教會著眼於可以見得到的堂會工作和影響力的擴展。他說，前線群體聲稱自己代表教會的神學理念，是指到教會應以使命、以運動來定義，而並非按人數；真實聽到上帝呼召而去做就已經是教會。而另一個看法只是數字遊戲。 陳家偉說，現在和八十年代所不同的，是教會對待前線群體比八十代更激烈。然而他估計，長遠而言前線群體和教會的路線只會愈走愈遠，除非九七後特區政府對教會有很大迫害，彼此才再有機會合作，但他並不認為會如此。 陳家偉又說，隨著九七後的兩、三年內，不少前線群體的領導人士到達退休年齡，有關的前線群體將隨之失去重要的人脈聯繫，而教會和前線群體的聯繫亦會因而減弱。 他說，更重要的是，由於很多前線團體都是強勢行政主導，而這幾年來有關機構的董事會或管理委員會在意見上已逐漸出現多元化的情況，一旦強勢行政人員他去，那機構的情況就可能不同。 基督徒學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認為，建制教會之所以為建制，其職責就是當一個保守的管家，因此很難要求建制教會像前線群體一般，但重要的是建制教會在保持現狀之餘，能否容許前線群體不時刺激教會內的信徒也關心社會。 郭乃弘說，基督徒學會並不屬於建制教會之內，他們也不會刻意花時間和建制教會搞關係，否則若為了要保持關係，在進行社關活動時可能要為此而多作顧慮。 對於建制教會的將來，郭乃弘期望他們能放下辦學和社會福利這些包袱，這些工作其實不需要由神職人員負責。 婦女基督徒協會（女協）總幹事胡露茜強調，前線群體的特色，是在參與社會行動的同時不單單在「砌」，亦會從行動中建立一套新的神學建構，譬如有關勞工、女性和九七的神學。對於前線群體之中的不同神學傳統，她認為前線團體之間是可以有空間容納的。 事實上，以過往涉及同性戀的社會事件為例，前線群體間往往未能取得共識，而須要分別發表聲明。而對於價值和利益計算往往頗為複雜的社會行動，這樣的「離離合合」有時反而令有關群體的策略更具彈性。 胡露茜擔心的是，日後特區的社會氣氛可能愈趨政治冷感，大專基督徒的風氣又不可同日而語，會令前線群體不易吸納新成員。 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外務副會長吳國明表示，自從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他們招收新會員的人數的確每下愈況，對他們這個原本由一群相熟大專信徒自發組成的關社團體，這點尤其不利。但吳國明說，他們的會員不少都表示願意長時間委身基關會的事奉，使他們不至於像當年守望社般，因為會員個人成長階段的轉變而解散收場。 對於福音派出身的社關組織，往往不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的關社神學，吳國明認為對基關會來說並未構成問題，他們仍會以單純的「行公義，好憐憫」的信仰動機來行事。但他們計劃會就這方面日後可能遇到的問題作出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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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我在守望社的日子 回想十多年的從政生涯，即將被迫落車的民主黨立法局議員涂謹申，仍是覺得在守望社那段令他「開竅」的日子最教人懷念，話匣子一開就不容易關上。 「沒甚麼遺憾！那時人際方面相當快樂，給我找到幾個知心友，知識層面的滿足感又高，沒有遺憾！」 當八四年一些教會領袖起草《信念書》的同時，他們亦正凝聚一批不同專業界別的信徒，研究基督徒日後如何能對一些實質的政治社會問題有所發言，當時已故的曾燕玲律師是小組中唯一的法律界成員。後來她邀請了涂謹申為即將成立的守望社資料搜集。那時涂謹申仍在港大攻讀法律。 「我猜可能她到過港大的法律團契分享，和我有聯絡……我在大學找資料也易點吧！」 「如果說我完全因為信仰背景而參加守望社並不太正確。反而因為我是基督徒，而我同時是修讀法律，有些時間，有些興趣，於是加入去談談。」 後來守望社加入爭取八八直選，並推選四名代表進入「政見團體關注《基本法》聯席會議」，於是他們便要每週都就不同題目準備文章以作匯報討論。這樣還是大學本科生的涂謹申，就經常要和已經是大學講師級的李金漢、宋恩榮等守望社成員交流切磋。這對於自小受父親薰陶愛「讀」報章的涂謹申來說，簡直不亦樂乎。 此外，守望社還搞了不少聚會，教導教牧如何回應諸如《基本法》起草這類當年教牧可能做夢也沒想過要面對的事情。涂謹申說，對於當年一些願意接觸政治，但仍對政治世界滿有疑竇的教會來說，找較為熟悉的守望社成員，信心會大點，不少教會都會願意代為向會眾呼籲宣傳守望社的活動，「起碼不會懷疑對方是搞統戰的共黨組織」。 但自從九○年以後，由於守望社成員人各有志，有些要結婚生子，有些要離港讀書，加上生存空間因政黨政治活躍而收縮，於是乎守望社只能以解散告終。 「他們一直都是些很學術，想讀一個甚至兩個博士學位的那種人。他們是有委身的，只不過到後來力不從心，主力的幾位撐不下去，同時亦看到要做的已經得到充分發揮，『家爺仔乸式』的論政模式已經行不通了。」 雖然如此，回想起來，涂謹申覺得守望社仍是他踏足政壇的重要一步。「守望社令我相信有一些制度是要推廣的；又加深我在法律以外其他範疇的訓練；而且若我不代表守望社做外務工作，便不會認識（港同盟）的人，他們亦自然不會請我入會，更不會有人看到我的表現後游說我參選立法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