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就首个最低工资水平达成共识，向特首建议为廿八元起步，而不是以卅三元为准，这项决定对工会或争取最低工资的人士而言，确实是有所失望的。
近读鲍曼（Zygmunt Bauman） 着《工作、消费、新穷人》，提及「将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有另外一个效果：有助于把穷人从普遍的道德义务中驱逐出去。」（152页）中产教会不多谈及贫穷课题，反而更多关注性伦理，因为我们已把贫穷「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教会即或拥有大量资产，却不认为我们有责任承担社会里的贫穷人，这是政府或社福团体该作的，与教会无关。
当穷人被定性为「不积极工作者」，他/她们在社会内既然没有角色，自然就不能享有别人施予的道德义务。鲍曼认为工作伦理与生活伦理不能分割，现今「掠夺式资本主义」的工作观「给家庭的结构和生存能力上造成了深刻而又有害的影响。它们还严重破坏了人际关系和道德纽带所依存的基础」（202页），这说明了教会在最低工资议题的关注，不只是「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提前五18） 的经济考虑。
「本港愈来愈不公平的社会实况使人焦虑。不受任何规管的市场规律使部分行业工人的工资什不合理，不足以养家，加深『在职贫穷』的社会问题。」最低工资不能完全解决本港贫穷问题，包括「在职贫穷」，「却至少可以确保部分低收入员工没有受到严重剥削，以维护香港社会公义公平的理想。」在本港社会，为何「仇商」情绪正在升温 ? 过往我们一向是「羡商」心态，不会对富户有任何厌恶；现今不少港人的强烈心理反弹，皆因这些「地产霸权」欺人太什，而政府的「不置可否」，才带来越来越多人心有不忿。
本港有饮食业雇主认为制订最低工资会使不少食肆倒闭，事实是港人习惯了「地产霸权」的剥削，租金昂贵已惯性接受，反是雇员薪酬调整是接受不来的。当然，实践最低工资时，我们如何公义对待长者、残障人士、新移民与少数族裔人士等，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对整体社会而言，无论最低工资定于廿八元或卅三元，教会参与在其中，表达合理的公义诉求。即或我们的诉求未能落实，基督徒雇主可以运用「恩典原则」，就是不按市场定律，我们仍然支付员工时薪以卅三元为基数。「我们呼吁基督徒雇主（包括堂会、机构、学校、社会服务、中小企、不同行业等）以身作则，无论政府制订最低工资时薪是多少，我们在权力範围内率先履行合理工资，提升雇员工资不少于时薪33元，以改善现有低收入员工的生活水平，使资源得以合理地分配，共建仁爱公义的社群。」这分声明不仅向政府进言，基督徒雇主也要身体力行，由己做起，才能促进公义的建立。
现今就业市场对人的剥削，包括高薪工作者，职场牧养不只针对个别信徒的场景，我们更要联手对抗制度的不义，从而使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传五18）工作者能有空享受劳碌的成果，并非成为「工奴」，我们应如何制订各行业的健康工时，这是我们下一个要争取的！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相关文章：胡志伟〈最低工资的思考（上）〉（上｜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