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就首個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向特首建議為廿八元起步，而不是以卅三元為準，這項決定對工會或爭取最低工資的人士而言，確實是有所失望的。
近讀鮑曼（Zygmunt Bauman） 著《工作、消費、新窮人》，提及「將貧窮與犯罪聯系起來有另外一個效果：有助於把窮人從普遍的道德義務中驅逐出去。」（152頁）中產教會不多談及貧窮課題，反而更多關注性倫理，因為我們已把貧窮「逐出道德義務的世界」。教會即或擁有大量資產，卻不認為我們有責任承擔社會裡的貧窮人，這是政府或社福團體該作的，與教會無關。
當窮人被定性為「不積極工作者」，他/她們在社會內既然沒有角色，自然就不能享有別人施予的道德義務。鮑曼認為工作倫理與生活倫理不能分割，現今「掠奪式資本主義」的工作觀「給家庭的結構和生存能力上造成了深刻而又有害的影響。它們還嚴重破壞了人際關係和道德紐帶所依存的基礎」（202頁），這說明了教會在最低工資議題的關注，不只是「工人得工資是應當的」（提前五18） 的經濟考慮。
「本港愈來愈不公平的社會實況使人焦慮。不受任何規管的市場規律使部分行業工人的工資甚不合理，不足以養家，加深『在職貧窮』的社會問題。」最低工資不能完全解決本港貧窮問題，包括「在職貧窮」，「卻至少可以確保部分低收入員工沒有受到嚴重剝削，以維護香港社會公義公平的理想。」在本港社會，為何「仇商」情緒正在升溫 ? 過往我們一向是「羨商」心態，不會對富戶有任何厭惡；現今不少港人的強烈心理反彈，皆因這些「地產霸權」欺人太甚，而政府的「不置可否」，才帶來越來越多人心有不忿。
本港有飲食業僱主認為制訂最低工資會使不少食肆倒閉，事實是港人習慣了「地產霸權」的剝削，租金昂貴已慣性接受，反是僱員薪酬調整是接受不來的。當然，實踐最低工資時，我們如何公義對待長者、殘障人士、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人士等，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對整體社會而言，無論最低工資定於廿八元或卅三元，教會參與在其中，表達合理的公義訴求。即或我們的訴求未能落實，基督徒僱主可以運用「恩典原則」，就是不按市場定律，我們仍然支付員工時薪以卅三元為基數。「我們呼籲基督徒僱主（包括堂會、機構、學校、社會服務、中小企、不同行業等）以身作則，無論政府制訂最低工資時薪是多少，我們在權力範圍內率先履行合理工資，提升僱員工資不少於時薪33元，以改善現有低收入員工的生活水平，使資源得以合理地分配，共建仁愛公義的社群。」這分聲明不僅向政府進言，基督徒僱主也要身體力行，由己做起，才能促進公義的建立。
現今就業市場對人的剝削，包括高薪工作者，職場牧養不只針對個別信徒的場景，我們更要聯手對抗制度的不義，從而使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傳五18）工作者能有空享受勞碌的成果，並非成為「工奴」，我們應如何制訂各行業的健康工時，這是我們下一個要爭取的！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相關文章：胡志偉〈最低工資的思考（上）〉（上｜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