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
六月二日晚十一时许传来了中大管理层的电邮──装着「政治中立」的幌子，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学的行政与计划委员会坚拒让「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屠杀浮雕「落户」中大。在电脑前，作为中大教员一分子，顷刻在我脑海中浮现了四只字：「痛心疾首！」不到一日后，校长刘遵义已成千夫所指。
倘若问题只在刘遵义一人身上，我们大可放心，因为他快要退下了。廿一年前高锟带领大学高层谴责六四屠城，当年高层当中部分亦是今天的「不记名投票」者。女神像不得落户是这十多二十人的「转軚」之罪吗？倘若是，我们仍可心存盼望，因为他们早晚也必过去。然而，「落户事件」，反映某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罪恶存在于本地高等教育中。装幌子、假中立、忘六四、靠拢权贵、放弃教育理想、缺乏道德勇气，固然是个体罪行。可是，结构性罪恶，更持久、杀伤力更大，亦同样邪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结构性罪恶，可从过去廿多年的高等教育变革中窥探到。
香港高等教育之巨变
教育统筹委员会在二千年九月所发表的《终身学习 全人发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中提到：「世界变了，教育制度非变不可！」翻查历史，香港高等教育是从一九八八年开始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当年六月政府发出了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三号报告书。一直至今，政府为本地高等教育进行了数次极全面的检讨，提出各种不同的变革建议。按学者分析，这包括：
一、在管治大学的层面上，本地愈来愈倚重几个概念──分权化、私有化、市场化；
二、为了控制高等教育的素质，本地愈来愈多引入商业世界的管理手段，例如品质保证的方法、绩效评价的方法、财务审计的方法、企业管理的方法、引入市场竞争的方法等；
三、本地高等教育正在高速的国际化；
四、在过往约二十年间，本地高等教育界突然变得极为研究取向。高等教育的教员们正经历着愈来愈大的研究及出版压力，师生关系却愈来愈疏远。
这些都是巨变，是香港高等教育界从来未经历过的新事。我们该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市场化等背后的社会构成因素呢？这因素正是全球化的进程。阿尔特巴赫（P. G. Altbach）曾发出肺腑之言：「〔全球化〕正在严峻地威胁着我们从传统承继下来的大学理念」。
全球化、金钱世代、高等教育
全球化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已进入了市场导向的金钱年代。在全球市场足迹所到之处，人们都必须保持自己的竞争力。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全球化已把高等教育抛进了一场竞逐游戏－名望、地位、生源、财源、捐款人等等。波斯蒂廖内（G. Postiglione）说得对：「虽然香港在很久以前已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但一直以来大学的运作都是在市场以外的。然而，这种情况已经改变。随着大学学额的扩充、经济衰退的经验，及社会对其不满之声渐大，大学已从以往的安乐窝被逐出至市场，并要按市场的要求而作出改变。」借用恩格尔及丹杰菲尔德（J. Engell & A. Dangerfield）的话，我们可以说目下的高等教育，其实是正处于「金钱世代」。「拜金文化」正在型塑着学生、家长、老师、政策制定者等的心灵。「竞争」业已成为政策制订的钥词。笔者曾分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于二○○四年发表的一份名为《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的重要文件，发现「竞争」是其中的钥词（在22页里共出现了接近三十次），而「卓越的教育」之意思已变成等同于「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准」的教育。事实上，整份文件的主旨，是「就各院校在角色划分及高等教育体系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关事宜上，向政府提出意见。」
不少研究本地高等教育的学者都认为，虽然改革进行了只有短短廿多年，但本地高等教育已经变得根深地由市场主导。近年来，大学各部门纷纷推出自资而又可以获利的硕士课程来吸引学生（学术消费者）以增加收入。成绩超卓的中学毕业生（及其家长）大多不会选择主修一些将来金钱回报低的学科。在这趋势下，人文精神的生存空间大大收窄。按恩格尔及丹杰菲尔德的看法，这是所有市场主导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必然现象。此外，正如上文提到，在金钱挂帅及市场主导的趋势下，教授们都纷纷转型成为「研究活跃者」，争取赢得大大小小的优配科研用途基金，因为不论从自保角度（因为”publish or perish”已是大学人事管理的规则）或是晋升而言，「研究好」总比「教学好」有竞争力。「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师道，正在被蚕食着。在这个时代中，「不断发展」已成为硬道理，市场竞争力已比道德感召力更具价值，我们真的需要一种先知式的声音，因为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洪流底下，教育容易沦为达至经济利益的工具，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正在放弃传统对教育的理解，即教育是洗涤心灵、造就人格、培养德性、繁育公民等（Engell & Dangerfield）。
政府的监控
按惠氏等学者（A. S. Wells, S. Carnochan, J. Slayton, R. L. Allen, A. Vasudeva）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在上述所谈到的高等教育变革背后，是由新自由主义承托着的。新自由主义信奉自由且不受管制的市场及激进个人主义。不受管制的全球市场，被誉为是人类进步的终极征符。按此，官僚体制、规管、专利主义、政府干预，只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使社会落后于全球进程。相反，私有化、分权，则被认为是良方。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者倡议要引入优质的市场策略，尤其是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加要以市场的力量来分配资源。其实，高等教育的变革，正是把彼得雷拉（R. Petrella）所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六大诫命」实行出来，即：
一、你们必须参与并设法适应资金及市场的全球化；
二、你们必须把组织现代化──以成本效益的计算来管理现今及企划将来；
三、你们要相信市场力量，把它奉为一切决策的最高指引；
四、你们要妥善落实私有化及分权化；
五、你们必须力争成为知识型社会，建造创新科技的未来；
六、你们要维持最高的竞争力。
当然，基于种种政治及经济的考虑，即使是最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亦不会极端地提倡把教育完全的假手市场。这也是香港的情况。莫家豪等学者分析，政策制定者已放弃了「微观监控」的方法，今天的大学，「在日常的运作上正享受着更大的自主及权力。然而，这种发展方向并不一定意味着撤销管制规定及政府监控的下降。相反，透过UGC这只行政手臂，政府对各院校的表现之监控反而更具渗透力。目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是管理或行政主导的。它强调教育之效率、效能、经济效益。由「自评」以致「品质保证运动」的展开，在在都把政府的监控力度提高」。
总结
不断发展是硬道理、北上开设分校是发展策略、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大前提、计算行动的成本效益是不二法门、与资金来源及权力核心保持和谐关系是不可或缺。这是已开的高速快车，不能刹停，更不能退后，一不留神，就会被对手抛离，成为千古罪人。在如此的大结构之下，怎能不「政治中立」？怎容得下破坏和谐的「民主女神像」？怎样再可以大谈人文精神？然而，在大是大非前，我们是否可拿出一点勇气说「不」？真教人痛心疾首！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