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六月二日晚十一時許傳來了中大管理層的電郵──裝著「政治中立」的幌子，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學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堅拒讓「新民主女神像」及六四屠殺浮雕「落戶」中大。在電腦前，作為中大教員一分子，頃刻在我腦海中浮現了四隻字：「痛心疾首！」不到一日後，校長劉遵義已成千夫所指。
倘若問題只在劉遵義一人身上，我們大可放心，因為他快要退下了。廿一年前高錕帶領大學高層譴責六四屠城，當年高層當中部分亦是今天的「不記名投票」者。女神像不得落戶是這十多二十人的「轉軚」之罪嗎？倘若是，我們仍可心存盼望，因為他們早晚也必過去。然而，「落戶事件」，反映某種深層次的結構性罪惡存在於本地高等教育中。裝幌子、假中立、忘六四、靠攏權貴、放棄教育理想、缺乏道德勇氣，固然是個體罪行。可是，結構性罪惡，更持久、殺傷力更大，亦同樣邪惡，我們不能忽視。這種結構性罪惡，可從過去廿多年的高等教育變革中窺探到。
香港高等教育之巨變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二千年九月所發表的《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中提到：「世界變了，教育制度非變不可！」翻查歷史，香港高等教育是從一九八八年開始進行結構性變革的。當年六月政府發出了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一直至今，政府為本地高等教育進行了數次極全面的檢討，提出各種不同的變革建議。按學者分析，這包括：
一、在管治大學的層面上，本地愈來愈倚重幾個概念──分權化、私有化、市場化；
二、為了控制高等教育的素質，本地愈來愈多引入商業世界的管理手段，例如品質保證的方法、績效評價的方法、財務審計的方法、企業管理的方法、引入市場競爭的方法等；
三、本地高等教育正在高速的國際化；
四、在過往約二十年間，本地高等教育界突然變得極為研究取向。高等教育的教員們正經歷著愈來愈大的研究及出版壓力，師生關係卻愈來愈疏遠。
這些都是巨變，是香港高等教育界從來未經歷過的新事。我們該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市場化等背後的社會構成因素呢？這因素正是全球化的進程。阿爾特巴赫（P. G. Altbach）曾發出肺腑之言：「〔全球化〕正在嚴峻地威脅著我們從傳統承繼下來的大學理念」。
全球化、金錢世代、高等教育
全球化的來臨，意味著我們已進入了市場導向的金錢年代。在全球市場足跡所到之處，人們都必須保持自己的競爭力。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全球化已把高等教育拋進了一場競逐遊戲－名望、地位、生源、財源、捐款人等等。波斯蒂廖內（G. Postiglione）說得對：「雖然香港在很久以前已是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但一直以來大學的運作都是在市場以外的。然而，這種情況已經改變。隨著大學學額的擴充、經濟衰退的經驗，及社會對其不滿之聲漸大，大學已從以往的安樂窩被逐出至市場，並要按市場的要求而作出改變。」借用恩格爾及丹傑菲爾德（J. Engell & A. Dangerfield）的話，我們可以說目下的高等教育，其實是正處於「金錢世代」。「拜金文化」正在型塑著學生、家長、老師、政策制定者等的心靈。「競爭」業已成為政策制訂的鑰詞。筆者曾分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於二○○四年發表的一份名為《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與時俱進》的重要文件，發現「競爭」是其中的鑰詞（在22頁裡共出現了接近三十次），而「卓越的教育」之意思已變成等同於「具有國際競爭力水準」的教育。事實上，整份文件的主旨，是「就各院校在角色劃分及高等教育體系在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有關事宜上，向政府提出意見。」
不少研究本地高等教育的學者都認為，雖然改革進行了只有短短廿多年，但本地高等教育已經變得根深地由市場主導。近年來，大學各部門紛紛推出自資而又可以獲利的碩士課程來吸引學生（學術消費者）以增加收入。成績超卓的中學畢業生（及其家長）大多不會選擇主修一些將來金錢回報低的學科。在這趨勢下，人文精神的生存空間大大收窄。按恩格爾及丹傑菲爾德的看法，這是所有市場主導的高等教育系統的必然現象。此外，正如上文提到，在金錢掛帥及市場主導的趨勢下，教授們都紛紛轉型成為「研究活躍者」，爭取贏得大大小小的優配科研用途基金，因為不論從自保角度（因為”publish or perish”已是大學人事管理的規則）或是晉升而言，「研究好」總比「教學好」有競爭力。「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師道，正在被蠶食著。在這個時代中，「不斷發展」已成為硬道理，市場競爭力已比道德感召力更具價值，我們真的需要一種先知式的聲音，因為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洪流底下，教育容易淪為達至經濟利益的工具，在有意無意之間，人們正在放棄傳統對教育的理解，即教育是洗滌心靈、造就人格、培養德性、繁育公民等（Engell & Dangerfield）。
政府的監控
按惠氏等學者（A. S. Wells, S. Carnochan, J. Slayton, R. L. Allen, A. Vasudeva）的分析，我們可以看見，在上述所談到的高等教育變革背後，是由新自由主義承托著的。新自由主義信奉自由且不受管制的市場及激進個人主義。不受管制的全球市場，被譽為是人類進步的終極徵符。按此，官僚體制、規管、專利主義、政府干預，只有害於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使社會落後於全球進程。相反，私有化、分權，則被認為是良方。在實踐上，新自由主義者倡議要引入優質的市場策略，尤其是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更加要以市場的力量來分配資源。其實，高等教育的變革，正是把彼得雷拉（R. Petrella）所觀察到的「新自由主義六大誡命」實行出來，即：
一、你們必須參與並設法適應資金及市場的全球化；
二、你們必須把組織現代化──以成本效益的計算來管理現今及企劃將來；
三、你們要相信市場力量，把它奉為一切決策的最高指引；
四、你們要妥善落實私有化及分權化；
五、你們必須力爭成為知識型社會，建造創新科技的未來；
六、你們要維持最高的競爭力。
當然，基於種種政治及經濟的考慮，即使是最頑固的新自由主義者，亦不會極端地提倡把教育完全的假手市場。這也是香港的情況。莫家豪等學者分析，政策制定者已放棄了「微觀監控」的方法，今天的大學，「在日常的運作上正享受著更大的自主及權力。然而，這種發展方向並不一定意味著撤銷管制規定及政府監控的下降。相反，透過UGC這隻行政手臂，政府對各院校的表現之監控反而更具滲透力。目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是管理或行政主導的。它強調教育之效率、效能、經濟效益。由「自評」以致「品質保證運動」的展開，在在都把政府的監控力度提高」。
總結
不斷發展是硬道理、北上開設分校是發展策略、提升國際競爭力是大前提、計算行動的成本效益是不二法門、與資金來源及權力核心保持和諧關係是不可或缺。這是已開的高速快車，不能剎停，更不能退後，一不留神，就會被對手拋離，成為千古罪人。在如此的大結構之下，怎能不「政治中立」？怎容得下破壞和諧的「民主女神像」？怎樣再可以大談人文精神？然而，在大是大非前，我們是否可拿出一點勇氣說「不」？真教人痛心疾首！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