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从来都不用只是象牙塔内的空中楼阁，而是可以和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理论。例如早阵子梁燕城博士在其《信报》专栏内利用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去支持功能组别的存在，便可以被视为尝试将政治哲学应用在香港政治问题上的举动。然而，梁博士异于常人的推论和结论，例如以为功能组别可以「保护少数群体，维持正义原则的体制」，恐怕是没有多少人能够认同的。由于坊间已有不少人指出其错谬之处，因此笔者并不打算直接评论梁博士的推论。但功能组别的存废相信会是未来香港政制发展最重要的讨论重点，而且不论政改方案通常与否，讨论都不会止息，故此笔者想借此机会直接讨论如何从不同的政治哲学去思考功能组别的存废。
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传统里，从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开始 ，都有一核心命题，即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不会侵犯到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政治哲学家都在思考每个人应该有什么权利，例如穆勒（J. S. Mill 1806-1873） 便提出着名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即政府只能在有人的行为伤害到别人时才应该强制干预阻止。
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Principles of Justice） 固然是在谈论正义，特别是资源分配的正义，但亦同时是指导政府权力和行为的原则。「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则是一个哲学式的思想实验，用以阐释怎样才是合乎理性和没有偏颇的资源分配。除了《正义论》外，罗尔斯亦在1993年写了《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 一书，将他的正义原则扩充至整个政治体系。在这本「续集」里，罗尔斯比较不再重视无知之幕这种「契约式」的进路（Contractarianism），改为进一步说明他的正义原则应该是中立的（neutrality），独立于各种道德、哲学和宗教的完备性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s）以外，顶多是各种理论的「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
不论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或其他诸如洛克或穆勒的政治哲学理论，都不可能是支持功能组别的基础，原因很明显，就是功能组别的设立并不能维护每个人的权利，而是只能维护一些人的特权。「权利」在政治哲学里有严格的意义。简单来说，一个人拥有某些权利的意思就是其他人有责任（Duty） 去维护此人权利的内容。在责任的框架下谈权利才有意思，而现在的功能组别所保障的，根本就不是任何权利。什至进一步说，功能组别所维护的，只是一小撮人的特权！
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推出的结论，就是功能组别不应该存在。在「无知之幕」的状态时，人们不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便不会以为特权是应该存在的。事实上，功能组别也不可能是众人的交叠共识。而正义第二原则更告诉我们要保护弱势的一群而非特权阶层。民主制度应该建立在能实践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而不是建立在倾斜于任何特权阶级的政治制度之上。
除了罗尔斯外，还有很多政治理论家提出各种学说补足政治和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些政治理论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功能组别，却让我们了解为何政治制度要维护人们的各种基本权利，教导我们不要将特权和权利混淆，更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正义原则是在维护少数人的特权。
以上是从西方由洛克、穆勒到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传统，强调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但西方政治哲学还有另一重要的传统，即共产主义。「有趣」的是，从这传统出发，恐怕更会得出功能组别不应该存在的结论。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功能组别，根本是偏向资产阶级，什至可以说是用以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现在的功能组别产生办法，根本没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例如现在的劳工界议席是代表工会而不是代表工人的，而那些工会也无法代表工人（例如没有集体谈判权）。依照共产主义的思维，这些功能组别恐怕是要被革命的制度了。
总括而言，由于功能组别的本质是袒护特权，也因此大部份从不同角度支持政治平等的政治或哲学理论都不会同意功能组别的存在；除非是像尼采那种本身就反对政治平等的理论才有机会认同功能组别。当然，理论上若能将功能组别改良为每个议席的选民数目相约，而且全港公民均能投票和参选功能组别议席，那么功能组别是有机会避过袒护特权问题的。然而，吊诡的是，每次有人提出稍为改良功能组别的方法时，反对者总是以「偏离成立功能组别的原意」为由而加以否定。问题是，功能组别的原意和本质正正就是袒护特权，任何改良方法都必定会与这种本质冲突。从上述的各种政治哲学理论可以推论出来的预见是，不论是否保留「功能组别」这四个字，其袒护特权的本质是必然不能保留的。
我们眼见功能组别弊端什多，故当我们进一步思考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时，从这些政治理论出发，自然明白为何应该摒弃功能组别了。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