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月十二日谭得志先生（快必）的公开信开始，直至四月十八日在播道会港福堂外的宣言，其中有快必的网上广播；及至最近还有黄毓民在网上广播公开抨击梁燕城的文章，事情愈演愈烈；纷纭众说之中，还好的是发现了龚立人教授这一句话：当教会参与社会工作，特别涉于政治範畴时，应该是要「距离式的合作及批判式的同在」，记在四月十八日对播道会港福堂的宣言之中；我以为这是给我们作信徒的最可取及最切适的讨论点。
距离式的合作
整件事件的起点是始于播道会吴宗文牧师在基督联会的聚会上发表了「为香港求平安」的讲言。文章的上半引用圣经经文，特别是罗马书十三章1-3「顺服掌权的」作教导，而在文章的下半却提出了极多「导向性」的言说，呼吁信徒的政治投向；这明显是挪用了圣经的教导作为「服侍」个人「主意」的做法，也就是破坏了龚教授所说的「距离式」的主张。
我们作信徒的应知道，整章罗马书十三章教导顺服掌权是根立在上帝的主权及刑罚、人的行善及爱心为重要基础，而保罗教导的基础又是基于耶稣基督；所以，要整全的理解罗马书十三章亦必须同时要顺着耶稣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主一生所表现的「政治学」来读取平衡，那就是总结在他一句的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太廿二21）。耶稣这话清楚表达了我们教会的「头」对于政权所要保持的距离，亦清楚向当时犹太人信徒（包括使徒们）表示了顺服掌权的历史意义，那是耶稣虽然就是犹太人心中的「弥赛亚」，他来不是要作另一位大卫王，他却是成为世人心中的「王」，也就是要作教会群体的「王」；亦因乎着这个旧约先知的预示，耶稣特别要与该撒保持距离，只作世人心中分别出来的「王」。我以为「分别出来」顺理成章才是理解这个「距离式」的重要元素。
既然教会与政权要有距离，那什么又是「合作」的空间呢？这正如龚立人教授宣言所说，教会与政权的合作的直接指示向是社会的羣体。这是不可置否的重要事实。然而，如此分析下来，「距离式的合作」这个言说，仍然主要是用于社会事务上。如果不要使教会对政治的参与又走进「距离式的冷感」这种死胡同，那我们在这个「距离式的合作」之前，还是要进一步扩大一点的内容，明释地以「开放的参与」，一个明明白白的角度去表达这一种「分别出来的距离式」的身分来投入政治领域。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表面上划清了教会与政权的距离，但重点仍在于「分别出来」的福音性特质。当上帝涂抹了罗马的凯撒，当上帝在中世纪使用改教运动划清教会与皇权的距离，当上帝又容纳民主运动来把政权归向人民的时候，其实教会与政权的距离式也被同时抹去，现在惟有这种坚定不移的特质，才可使教会无惧地采取开放的态度，让信徒既作为人民社会的一分子参与政权位置，最终能成为上帝所使用的掌权者，真正成为「作官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要作恶的刑罚」；当然这是理想，却也是借我们信实的主而成盼望。
自然，说开放，就是让信徒本于自己的信仰良心及取向投入政治运动的选择。信徒可以民主派，可以是民建联，可以是社民连，什至是共产党，也可以是建制中的官员；但信徒必比非信徒更清楚什么是「向主交账」的道理，什么是以顺服上帝为掌权的道理，这是其一。此外，信徒断乎不可以圣经的教导来达成个人的意念或主张，这是其二。开放自是具备尊重。这不单是民主的特质，最重要的是信徒明白谁是掌权的主。吴宗文牧师可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作呼唤，但不应在教会的场合、也不应妄用主的说话成就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我以为是失却信实的见证。作为牧者，好应明白并教导信徒，政治的参与要本于上帝的主权；民主的争取是归政权给人民，作信徒的争取民主却是要将这主权，在自己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手中归回给上帝。这是生命树的反省，教会长执就是要教导这种「分别出来」的反省特质。
批判式的同在
为公义作伸张，批判是表明此态度的一种。教会当然要为公义伸张，也可以批判，却不是常用的一种，那是因为批判客易流于「论断」。两者的界线难分，我没有资格作具体的界定说。若套用今次事件作例子，快必的公开信是批判，因为有合理的质疑；龚教授的说话是批判，因为有圣经、先辈的教训；但快必网上的广播却是论断，因为那是诽谤；梁燕城先生的文章也是批判（虽然我不同意），但黄毓民网上的广播又只是论断，因为那是侮辱。
若用批判式，矛头是对向不义者。圣经给信徒的教训是与受不义所侵害的苦者同在才是对不公义最重要、最有力的批判，因为与受苦者同在才更显不义的不洁，更是公义的亲力见证。所以，我会倡议「与受苦者同在」作为批判第一身的取向。
最后，我在撰文之时，看了柴玲的见证文章；愿主内的弟兄姊妹同样能坚持以生命的种种经历作「分别出来」的具体表达来胜于我们一切的智慧；愿我们作的又如同柴玲一样，是以生命归于基督的美。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