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月十二日譚得志先生（快必）的公開信開始，直至四月十八日在播道會港福堂外的宣言，其中有快必的網上廣播；及至最近還有黃毓民在網上廣播公開抨擊梁燕城的文章，事情愈演愈烈；紛紜眾說之中，還好的是發現了龔立人教授這一句話：當教會參與社會工作，特別涉於政治範疇時，應該是要「距離式的合作及批判式的同在」，記在四月十八日對播道會港福堂的宣言之中；我以為這是給我們作信徒的最可取及最切適的討論點。
距離式的合作
整件事件的起點是始於播道會吳宗文牧師在基督聯會的聚會上發表了「為香港求平安」的講言。文章的上半引用聖經經文，特別是羅馬書十三章1-3「順服掌權的」作教導，而在文章的下半卻提出了極多「導向性」的言說，呼籲信徒的政治投向；這明顯是挪用了聖經的教導作為「服侍」個人「主意」的做法，也就是破壞了龔教授所說的「距離式」的主張。
我們作信徒的應知道，整章羅馬書十三章教導順服掌權是根立在上帝的主權及刑罰、人的行善及愛心為重要基礎，而保羅教導的基礎又是基於耶穌基督；所以，要整全的理解羅馬書十三章亦必須同時要順着耶穌的一生，就是我們的主一生所表現的「政治學」來讀取平衡，那就是總結在衪一句的話「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太廿二21）。耶穌這話清楚表達了我們教會的「頭」對於政權所要保持的距離，亦清楚向當時猶太人信徒（包括使徒們）表示了順服掌權的歷史意義，那是耶穌雖然就是猶太人心中的「彌賽亞」，祂來不是要作另一位大衛王，祂卻是成為世人心中的「王」，也就是要作教會群體的「王」；亦因乎着這個舊約先知的預示，耶穌特別要與該撒保持距離，只作世人心中分別出來的「王」。我以為「分別出來」順理成章才是理解這個「距離式」的重要元素。
既然教會與政權要有距離，那甚麼又是「合作」的空間呢？這正如龔立人教授宣言所說，教會與政權的合作的直接指示向是社會的羣體。這是不可置否的重要事實。然而，如此分析下來，「距離式的合作」這個言說，仍然主要是用於社會事務上。如果不要使教會對政治的參與又走進「距離式的冷感」這種死胡同，那我們在這個「距離式的合作」之前，還是要進一步擴大一點的內容，明釋地以「開放的參與」，一個明明白白的角度去表達這一種「分別出來的距離式」的身分來投入政治領域。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表面上劃清了教會與政權的距離，但重點仍在於「分別出來」的福音性特質。當上帝塗抹了羅馬的凱撒，當上帝在中世紀使用改教運動劃清教會與皇權的距離，當上帝又容納民主運動來把政權歸向人民的時候，其實教會與政權的距離式也被同時抹去，現在惟有這種堅定不移的特質，才可使教會無懼地採取開放的態度，讓信徒既作為人民社會的一分子參與政權位置，最終能成為上帝所使用的掌權者，真正成為「作官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要作惡的刑罰」；當然這是理想，卻也是藉我們信實的主而成盼望。
自然，說開放，就是讓信徒本於自己的信仰良心及取向投入政治運動的選擇。信徒可以民主派，可以是民建聯，可以是社民連，甚至是共產黨，也可以是建制中的官員；但信徒必比非信徒更清楚甚麼是「向主交賬」的道理，甚麼是以順服上帝為掌權的道理，這是其一。此外，信徒斷乎不可以聖經的教導來達成個人的意念或主張，這是其二。開放自是具備尊重。這不單是民主的特質，最重要的是信徒明白誰是掌權的主。吳宗文牧師可以為自己的政治主張作呼喚，但不應在教會的場合、也不應妄用主的說話成就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是我以為是失卻信實的見證。作為牧者，好應明白並教導信徒，政治的參與要本於上帝的主權；民主的爭取是歸政權給人民，作信徒的爭取民主卻是要將這主權，在自己作為人民一分子的手中歸回給上帝。這是生命樹的反省，教會長執就是要教導這種「分別出來」的反省特質。
批判式的同在
為公義作伸張，批判是表明此態度的一種。教會當然要為公義伸張，也可以批判，卻不是常用的一種，那是因為批判客易流於「論斷」。兩者的界線難分，我沒有資格作具體的界定說。若套用今次事件作例子，快必的公開信是批判，因為有合理的質疑；龔教授的說話是批判，因為有聖經、先輩的教訓；但快必網上的廣播卻是論斷，因為那是誹謗；梁燕城先生的文章也是批判（雖然我不同意），但黃毓民網上的廣播又只是論斷，因為那是侮辱。
若用批判式，矛頭是對向不義者。聖經給信徒的教訓是與受不義所侵害的苦者同在才是對不公義最重要、最有力的批判，因為與受苦者同在才更顯不義的不潔，更是公義的親力見證。所以，我會倡議「與受苦者同在」作為批判第一身的取向。
最後，我在撰文之時，看了柴玲的見證文章；願主內的弟兄姊妹同樣能堅持以生命的種種經歷作「分別出來」的具體表達來勝於我們一切的智慧；願我們作的又如同柴玲一樣，是以生命歸於基督的美。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