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中原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查时杰教授应邀来港主领历史文化讲座，四月二十五日与谢成光牧师在牧职神学院礼堂主讲「从历史角度看社会变迁中的大中华教会（以港台为例）」，约五十人参加。
谢成光先讲述香港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角色：Paul A. Cohen认为香港结集了很多口岸知识分子，其他研究近代史的人亦指广东地域有很多基督徒改革家，如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等；孙中山更是在港留学时受何启所启蒙，因此香港被形容为中国现代化的舞台。
香港福音事工四阶段
有关香港教会于近代社会作出的贡献，谢成光以几个时段分述。于西教士治会时期（1842-1883），香港是宣教士的踏脚石，他们放眼于大中华，并不打算在香港发展，然而他们留港过程中却对香港的教育、民生和中国改革作出贡献：一八四三年，理雅各建立英华书院、一八四二年有马礼逊纪念学校……这些学校培育出很多菁英，如湛约翰、黎力基、伍延芳等。当时不少客家人逃难到香港，聚居于西营盘一带，生活环境恶劣，黎力基便向政府申请为他们起屋，开展了崇真会对客家人的福音工作，容闳则向中国献计保送一百二十个幼童留美。
一八八四年，圣公会的邝日修牧师成为首任华人牧师，这段时期开始出现华人教会。邝日修于九龙城寨开设广荫老人院，收容无依老人。伍廷芬太太何妙龄亦斥资扩建那打素医院。到正式进入华人教会自理时期（1915-1945）后，标志性事件是在香港男女青年会、华人基督教联会以及全港一百个工会大力支持下，政府于一九三八年明令禁止买卖妹仔。「原本男女青年会和工会常常发生冲突，但为了这件事都团结起来！」
然而，香港的福音契机主要出现于战后时期（1945-1970）。例如梁家麟院长的着作《福音与面包》便记载，当时教会参与很多帮助难民的工作，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五、六十年代又踊跃地回应政府建立天台学校，又与政府一起建设徙置大厦，如于柴湾的爱德邨和爱华邨（兴华邨前身）。
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九七○年至今，由本土化到回归中国。香港教会透过社会服务传福音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谢成光认为，这是因为教会机构接受政府的资助，因此受到较大的限制，不能以传道为最高目的。此外，专业化模式导致分工太仔细，难以关心个人需要。谢成光又指，香港教会的仆人、祭司角色做得相当称职，但先知角色则最受质疑：「香港教会并不习惯批判，面对社会问题、政制问题，教会其实应有适当回应，然而，教会又面对另一问题：牧师的言论是否就代表教会呢？」
台湾的福音工作
下半场，查时杰教授分享台湾的情况。台湾由几个民族组成，其中以闵南族为主，一八六○年已到台湾。长老会最先于北部开展闵南族的福音工作，后来英国的长老会又于台南开拓，因此，长老会的历史最悠久，堂数和人数于乡郊和城市都是最多的。长老会的周联华牧师刚过了九十岁生辰，亦获台湾国史馆邀请作口述访问，讲述基督教于台湾的历史。虽然在日治时期，长老教会遭到破坏，牧师被迫改信日本的神社 ，但一九四五后，长老教会恢复得很快，旧信徒又再聚集起来。
查时杰指，教会在台湾的福音工作主要靠口传、教育和医疗。例如来自英国的宣教士兰大卫于台中创立了彰化基督教医院，其太太更曾以自己完整的皮肤捐赠给病人周金耀作为皮肤医治，周金耀长大后成了传道人，更写成《切肤之爱》这书记载此事：「兰大卫退休后欲返回英国，却在坐火车回台北的途中遇上意外丧生了……」说到这里，查时杰亦忍不了掉下泪来。
除了闵南族，台湾还有客家族、外省族以及原住民族。排行第三的外省族人口不算多，却在政治上拥有最高权力，他们初到台湾教会时，因听不懂而无法参与聚会，于是借长老会的地方在下午举行国语聚会，后来便发展成国语礼拜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教士被赶离，由于他们在香港也言语不通，于是不少便转到台湾发展。
但二二八事件使长老会与政府出现很深的伤痕，当时很多社会上的重要人物都是长老会会友，这些菁英在二二八事件中牺牲了。因此，每年到了二二八，气氛都变得紧张；直到现在的马英九政府，关系才稍为舒缓。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