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中原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查時傑教授應邀來港主領歷史文化講座，四月二十五日與謝成光牧師在牧職神學院禮堂主講「從歷史角度看社會變遷中的大中華教會（以港台為例）」，約五十人參加。
謝成光先講述香港於中國近代史上的角色：Paul A. Cohen認為香港結集了很多口岸知識分子，其他研究近代史的人亦指廣東地域有很多基督徒改革家，如洪秀全發動太平天國，孫中山發起辛亥革命等；孫中山更是在港留學時受何啟所啟蒙，因此香港被形容為中國現代化的舞台。
香港福音事工四階段
有關香港教會於近代社會作出的貢獻，謝成光以幾個時段分述。於西教士治會時期（1842-1883），香港是宣教士的踏腳石，他們放眼於大中華，並不打算在香港發展，然而他們留港過程中卻對香港的教育、民生和中國改革作出貢獻：一八四三年，理雅各建立英華書院、一八四二年有馬禮遜紀念學校……這些學校培育出很多菁英，如湛約翰、黎力基、伍延芳等。當時不少客家人逃難到香港，聚居於西營盤一帶，生活環境惡劣，黎力基便向政府申請為他們起屋，開展了崇真會對客家人的福音工作，容閎則向中國獻計保送一百二十個幼童留美。
一八八四年，聖公會的鄺日修牧師成為首任華人牧師，這段時期開始出現華人教會。鄺日修於九龍城寨開設廣蔭老人院，收容無依老人。伍廷芬太太何妙齡亦斥資擴建那打素醫院。到正式進入華人教會自理時期（1915-1945）後，標誌性事件是在香港男女青年會、華人基督教聯會以及全港一百個工會大力支持下，政府於一九三八年明令禁止買賣妹仔。「原本男女青年會和工會常常發生衝突，但為了這件事都團結起來！」
然而，香港的福音契機主要出現於戰後時期（1945-1970）。例如梁家麟院長的著作《福音與麵包》便記載，當時教會參與很多幫助難民的工作，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在五、六十年代又踴躍地回應政府建立天台學校，又與政府一起建設徙置大廈，如於柴灣的愛德邨和愛華邨（興華邨前身）。
最後一個階段是一九七○年至今，由本土化到回歸中國。香港教會透過社會服務傳福音的影響力大不如前，謝成光認為，這是因為教會機構接受政府的資助，因此受到較大的限制，不能以傳道為最高目的。此外，專業化模式導致分工太仔細，難以關心個人需要。謝成光又指，香港教會的僕人、祭司角色做得相當稱職，但先知角色則最受質疑：「香港教會並不習慣批判，面對社會問題、政制問題，教會其實應有適當回應，然而，教會又面對另一問題：牧師的言論是否就代表教會呢？」
台灣的福音工作
下半場，查時傑教授分享台灣的情況。台灣由幾個民族組成，其中以閔南族為主，一八六○年已到台灣。長老會最先於北部開展閔南族的福音工作，後來英國的長老會又於台南開拓，因此，長老會的歷史最悠久，堂數和人數於鄉郊和城市都是最多的。長老會的周聯華牧師剛過了九十歲生辰，亦獲台灣國史館邀請作口述訪問，講述基督教於台灣的歷史。雖然在日治時期，長老教會遭到破壞，牧師被迫改信日本的神社 ，但一九四五後，長老教會恢復得很快，舊信徒又再聚集起來。
查時傑指，教會在台灣的福音工作主要靠口傳、教育和醫療。例如來自英國的宣教士蘭大衛於台中創立了彰化基督教醫院，其太太更曾以自己完整的皮膚捐贈給病人周金耀作為皮膚醫治，周金耀長大後成了傳道人，更寫成《切膚之愛》這書記載此事：「蘭大衛退休後欲返回英國，卻在坐火車回台北的途中遇上意外喪生了……」說到這裡，查時傑亦忍不了掉下淚來。
除了閔南族，台灣還有客家族、外省族以及原住民族。排行第三的外省族人口不算多，卻在政治上擁有最高權力，他們初到台灣教會時，因聽不懂而無法參與聚會，於是借長老會的地方在下午舉行國語聚會，後來便發展成國語禮拜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教士被趕離，由於他們在香港也言語不通，於是不少便轉到台灣發展。
但二二八事件使長老會與政府出現很深的傷痕，當時很多社會上的重要人物都是長老會會友，這些菁英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了。因此，每年到了二二八，氣氛都變得緊張；直到現在的馬英九政府，關係才稍為舒緩。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