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组别合乎正义原则？

我有许多读哲学的朋友都对梁燕城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批评，过去我试图理解梁的限制，我想：也许他对普罗大众需要使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因此歪曲了一些哲学观点是难以避免的，但经过多年无数次的失望后，我再找不到理由为他辩护。

最近梁燕城在《信报》发表了〈从罗尔斯正义论看功能组别〉一文，他反对废除功能组别，因为他认为这是保护少数群体，维持正义原则的体制，然而功能组别须摆脱小圈子，经由普选去选出代表组别的议员。他引用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指出公正社会不是只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却是要兼顾少数群体。根据罗尔斯的理论，正义的原则须假设人人平等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正义建立要在「无知之脸纱」（veil of ignorance）背后，对一个人的背景、权力、社会地位、知识能力等必须无知，所有人要一律公平对待，故此，一个地产巨富群体及一群低薪劳工是有同等地位和权利，社会中不同少数群体均须在议会有代表权。

持久和稳定的民主建立在共识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会猜测梁燕城撰文的动机和评论他的政治取向，我将会集中讨论梁燕城是否恰当地解释和应用罗尔斯的理论。在梁的文章中，他列举了几个罗尔斯的概念，然后跳入一些令人震惊的结论，但他遗漏了一些罗尔斯的总体原则。根据罗尔斯的立场，一个公正社会的基本结构，必须在公民支持下产生，换言之，一个持久和稳定的民主制度要建立在大部分公民的共识之上。罗尔斯于二○○二年去世，如果今天罗尔斯还活着，并检视香港的政治制度，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功能组别的存在和整个系统是建立在公民共识上，或者正在迈向这目标吗？

谁切割蛋糕？谁分配蛋糕？

梁援引「无知之脸纱」，但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无知之脸纱」存在于一个思想实验中，依据罗尔斯的推论，为确保公平和平等，理性的人在正义原则的条件下会选择严格的公正，这种不偏不倚的情况被称为「原初状态」，其要点是：平等是公义的必要条件。让我们看看一个切割蛋糕的比喻，切割蛋糕的人不能是分发蛋糕的同一人，否则他将取得大部分的蛋糕，故此，他必须在「无知之脸纱」后面。如果今天罗尔斯察看香港的政治制度，他是否同意该系统迈进公平、平等、正义呢？在香港，谁切割蛋糕？谁分配蛋糕？

保兹批判既得利益团体

据我所知，好像梁燕城般应用罗尔斯理论是十分罕见的，相反，许多应用都是对强者和富人的批判。托马斯保兹教授（Thomas Pogge）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保兹曾经是罗尔斯的学生和教学助理，他发表了大量关于罗尔斯的研究，保兹的立场非常接近罗尔斯， 他认为，在美国，保护和援助贫困人士的慈善工作非常缺乏，美国未能妥善地令公民享有最大平等的基本自由，这违背了罗尔斯的原则，这是因为官员受到一些既得利益团体的贿赂或支持，他们阻止对基本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此外，他争辩说，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好像美国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倾向于产生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这些批评是否似曾相识呢？其实，你可以把以上那番话中的「美国」换成「香港」。二○○八年美国的基尼系数约为 0.46，这是高于许多工业化国家。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 0.5，这是比台湾高。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功能组别，但罗尔斯式公平、平等的理想依然遥远，我无法想像任何美国政治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会提出实施功能组别，以实现罗尔斯的理想，和使美国社会更公正，更平等。无论保兹对美国的批评正确与否，至少他引用罗尔斯批判强势者、既得利益团体，而不是为他们说话。

罗尔斯退出基督教信仰

上述的观点不是高深的政治理念，介绍罗尔斯理论的书籍和文章实在很容易找到，并不需要一个博士去阐明如「公平正义」和「无知的面纱」等概念。

罗尔斯出生于一九二一年，纳粹德国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催促他思考公正的自由民主体制是否可能。罗尔斯在一九四三年参加军队，之前罗尔斯考虑成为神职人员，在罗尔斯仍是一个高中生时，他在论文中谈及罪恶和救赎，然而，他的战时经历毁掉了他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其后他的哲学代替了他失去的宗教。我完全理解罗尔斯对基督教的失望，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基督教几乎没有做任何事去抵制邪恶的纳粹极权主义，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

难道历史会不断重演吗？面对不公义的政治制度，基督教会可以向世界传达什么信息呢？难道鼓吹「河蟹」（和谐）便是我们可以做得最好的吗（我指的是一些其他宗教领袖）？坦白说，一个又一个基督教领袖令我感到失望。六十年后，人们又会从什么传统作为建立公义社会的思想泉源呢？

（寄自美国）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4.28）